《葉隱》——“戰(zhàn)國的武士道”

    在平安無事的江戶時期，各階層特別是武士的身份地位已經(jīng)固定下來，武士憑“忠勇”已很難出人投地?！度游镎Z》中提到，武士要出人投地，需要五條件：引弓向主謀反、無武勇、禮儀端正、去別的藩、會算計（《武士·官吏》）。雖有些偏激，但確實多少反映出當時武家社會的不良風(fēng)氣。另外，到了五代德川綱吉時期，幕府否定以推行“武威”的方式來維護將軍和大名主從制的安定，而是獎勵對主君盡誠之忠義、敬父母之孝之德，通過禮儀來謀求維持身份秩序（《大系日本の歴史》9）。在“武威”衰退和儒家“士道”興起的背景下，出現(xiàn)了極端的尚武思想作品——《葉隱》。

    該書由佐賀藩藩士山本常朝（1659-1710）傳述，田代陳基整理，于1716年完成。共11卷，卷一、二講武士的心得修養(yǎng)，卷三至卷五整理了鍋島藩第一代藩祖到第三代藩主直茂的事跡，卷六講鍋島藩的歷史事跡，卷七至卷九介紹了鍋島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講其他藩的武士言行，卷十一是補遺。書名“葉隱”，即“葉蔭”。據(jù)推測，取此為書名，有在人家看不見的地方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常朝從小就跟隨第二代藩主光茂，后作為御歌書及御書物方執(zhí)文筆效忠主君，主君死后他本打算殉死以效忠，但因當時幕府禁止殉死，只能選擇了出家。從書中“大名死去的時候無一人相隨，一定寂寞”（筆者譯）一句可看出，他很憧憬能象過去那樣，與主君一起戰(zhàn)死、殉死的死法。所以，我們從在這種背景下產(chǎn)生的《葉隱》一書中，能看出作者花了大量筆墨來追憶戰(zhàn)國時期一心只為主君、追求武勇的“武士道“。

    《葉隱》中最有名的一句是“武士道就是尋找死之路”。這句話所訓(xùn)導(dǎo)的是在選擇生或死之前不應(yīng)猶豫，而應(yīng)積極的去“死”。接下來的那句話是“在兩種情況下，只應(yīng)付諸于死而無別法，此念應(yīng)常據(jù)心中”（《葉隠》）。在這兒提到的“兩種情況”指的就是“從生或死中二者擇一”，武士面對這種場合，《葉隱》認為沒什么猶豫的，應(yīng)一心決意于死。 “朝廷武士道認為沒目的地去死是‘犬死’，……人都會選擇生。茍且活下來是懦弱的行為，即使是沒有目的的死，也不能說成是‘犬死’，因為它不是種恥辱，而是武士之道”。也就是說，人通常有對生的執(zhí)著，只要有可能都會找理由將自己的行為正當化，而選擇生。山本常朝對這種對生命的執(zhí)著，持否定的態(tài)度。人不應(yīng)給自己變成“墮落”的機會，而應(yīng)一心向死。“這是使自己脫離恥辱的唯一辦法?！?/p>

    另外，還有一句“每日朝夕，常往死身的時候就得到了武道”（《葉隠》）。平日就把自己視為死之身，這也是《葉隱》中倡導(dǎo)的武士道內(nèi)容。當一個人舍棄名利，拋棄對生命執(zhí)著的自我愛，每日與死共存，“忠”自然也就產(chǎn)生了。還有，山本常朝對為了紛爭而去死的行為并非持否定態(tài)度，而認為這是“對君之忠，對親之孝，對武之勇”。這些觀點對我們現(xiàn)代人來說或許是極端，但因為此書源自于山本常朝自己“欲隨主君而去”的宿愿，也倒是不難理解了。

    其實關(guān)于生死觀這問題，素行也提到了“將死心常放心中”的觀點，但他的側(cè)重點在于：正因為不知何時會死，所以才應(yīng)勤于日常的人倫之道。而《葉隱》強調(diào)“以死自身為生活方式之根本”的這種觀點很容易陷入輕視生命的危險，所以和辻哲郎認為《葉隱》體現(xiàn)的不是江戶時代的武士道，只是中世的獻身精神（《日本思想史の基礎(chǔ)知識》）。此外，諸如“釋迦、孔子、楠木、信玄他們都沒能為龍造寺、鍋島①效力，無論這些人有多偉大，都不符合我們藩的家風(fēng)?！?nbsp;（《葉隠》）等言辭也體現(xiàn)了《葉隱》的集團局限性。“士道”強調(diào)“士”跟其他三民的身份天然有別，突出治者的心得，而《葉隱》體現(xiàn)的是“奉公人”的職分論，沒有治者意識，想要傳達的是一種以戰(zhàn)國亂世為理想的非合理性的武士形象（《中央公論》）。所以《葉隱》中體現(xiàn)的武士思想在近世前期無法成為主流，在近代的評價也遠不如士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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