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鹿語類》——“士道”

    戰(zhàn)國時代頻繁發(fā)生“下克上”的紛爭，其實是對權力持一種否定態(tài)度。所以“馬上得天下”的德川家康為鞏固政權，認為有必要將武士在戰(zhàn)國時代“殺戮”的人心轉移到服從主君的方面上來。當時人們認為朱子學中包含了很多符合武士平日生活意識中的因素，其倫理核心“五常三德”正好迎合了幕府統(tǒng)治的需要，所以幕府統(tǒng)治從一開始就傾向采用儒教的“撫民”政策。

    在這種背景下，將武士道提高到政治哲學高度的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生于會津，后到江戶向林羅山學習儒學，向小幡景憲學習兵學，成為有名的儒者和兵學家。本文將主要從其代表作——《山鹿語類》（1665年）來看近世前期的士道觀。

    《山鹿語類》合45卷，專門設有“士道篇”，提出“士”在農(nóng)工商三民之上，從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之道，而“劍、戈、弓、馬”只是實現(xiàn)“道”的一種手段。山鹿提出武士要“立本”，應“知己之職分”。那什么是武士的“職分”呢？自己的“士道論”給出了答案?！稗r(nóng)、工、商三民的職分是為滿足日常生活的需要，士作為四民之，‘不事士而終一生可謂賊民’”。他們可以不從事自然勞作，為將此三民從天生貪欲中拯救出來，對他們進行“以道往生”教育的正是武士的職分。君主的職務是治天下，“士”作為一個整體起到了從內部支持的作用。“風云士之職，在于省其身，得主人而盡奉公之忠，交友篤信，慎獨重義。而己身有父子、兄弟、夫婦等不得己之交接，是亦天下萬民悉不可無之人倫。而農(nóng)工商以其職而無暇，不得常相從以盡其道。士則棄農(nóng)工商業(yè)而專勤斯道。三民之間茍有亂人倫之輩，速加懲罰，以待正人倫于天下。是故士必具備文武之德也”（《山鹿素行》）。這段話實際規(guī)定了武士有兩大職分：一是要像過去一樣，對主君盡忠，“對主君的忠義是武士道的唯一目標”；二是應有對自己職分的自覺，突出“士”作為三民之表的特權地位，強迫“農(nóng)工商”嚴守所謂的“人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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