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元西域人華化考》民族文化史觀探究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出自《詩經(jīng)·鄭風·風雨》。漢代《毛詩序》的解釋是“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即身逢亂世，人們往往更加思念品德高尚的君子。人們用“風雨如晦”比喻社會黑暗、前途艱難，“雞鳴不已”則比喻在如此黑暗的環(huán)境中，君子仍不改自己的氣節(jié)，為光明而斗爭。如果以此詩句來形容陳垣先生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再適宜不過了。

一

《元西域人華化考》是史學大家“二陳”之中陳垣先生的一部論著。該書作于1923年，即民國建立后的第十二年。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的千年帝制，但并未改變列強侵略，軍閥混戰(zhàn)，民不聊生的昏暗現(xiàn)實。這一時期不但國家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處處落后，學術(shù)文化也處于一種落后的狀態(tài)，為人所輕視。如同陳垣先生在開篇所寫到的，“此書著于中國被人最看不起之時，又值有人主張全盤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被谌绱丝剂浚摃鴶暯仟毺?，又有特殊歷史背景，對中國深處民族危亡的那個時代而言，其寫作意味深遠。就是時至今日，這本著作對喚醒國人的民族認同感也頗具感召力，并將繼續(xù)給后人有益的啟示。

《華化考》的主旨是證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國”，其主要考證元代時期，在中國西域的少數(shù)民族醉心于中華文化而處處仿效，歷盡幾代而最終為中華文化所同化的史實。本書的寫作，是陳垣先生為復興民族史學的一次努力，他通過元代西域人來華后“舍弓馬而事詩書”，學習并接受儒家文化，以至逐步“華化”，來展示傳統(tǒng)中國民族融合與文化魅力，可謂是對古代中國的一次致敬，以及對當時西化風氣的一次警醒。他當年告誡國人要警惕那些“夸彼善俗、思革吾華風者”，這里所謂的“告誡”是有其獨特用心的。據(jù)陳垣先生在北京大學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1921年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一次集會上，“陳老說：現(xiàn)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30年代中期他的北大學生朱文長回憶當時他就時局的看法：“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fā)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個方面的成就積累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就著各個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們的軍人要比人家的軍人好，我們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們的學生要比人家的學生好。我們是干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p>

從上述追憶陳垣先生的講話中可明顯看出，陳垣先生著述此書的目的，并非簡單的學術(shù)考證，而是在中國面臨外敵入侵，民族危亡的時期，用史學經(jīng)世立言，警誡國人。如陳寅恪所言：“是書之重刊流布，關(guān)系吾國學術(shù)風氣之轉(zhuǎn)移者至大，豈僅局于元代西域人華化一事而已哉?！?/p>

二 

《全唐文》卷767記載陳黯《華心》一文，旨在辯證如何區(qū)分華夷，強調(diào)不能簡單的以地理位置來區(qū)分華夷，而應考察其行為是否符合華夏禮義；以禮義為判斷標準，這是關(guān)于民族同化問題的最早記載。陳垣先生《元西域人華化考》中所謂“華化”，即關(guān)于元西域人之“同化中國”，“至于華化之意義，則以后天所獲，華人所獨者為斷。故忠義孝友政治事功之屬，或出于先天所賦，或本為人類所同，均不得謂之華化?！痹陉愒壬磥?，“華化”的含義是不斷發(fā)展的，因為“中華”這個內(nèi)涵就是不斷豐富的。如“中華”在歷史上曾專指漢族, 這是因為漢族是從“華夏”或“諸夏”發(fā)展過來的。但是隨著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fā)展, 疆域不斷擴大, 中華的概念也隨之變化。特別是近代以來, 中國面臨著列強的侵略, 中國各族人民團結(jié)起來抗擊侵略, 孫中山等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深人人心,“中華”的概念逐漸發(fā)展為多民族的含義,中華民族于是成了中國各民族的總稱。因此，“華化”的概念即使在元朝時已不能完全等同于“漢化”，陳垣用“華化”而不用“漢化”,也是其高明之處。

由于《華化考》的主旨是證明元代“西域人之同化中國”，所以開篇作者首先就“西域”與“華化”做了解釋。對于“西域”一詞的界定。書中講到，“西域”一詞始見于漢，漢武帝派張騫出使西域，是為人們熟知的史實。時代不同，西域的范圍也有變化，元代開疆辟土，西域的范圍較之前擴大許多。元朝把它統(tǒng)治下的人們分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等。元代的色目人與歷史上的西域人范圍不完全相同?！度A化考》所論者是色目人。為什么作者不用“色目人”而用“西域人”，他是這樣解釋的：“西域人者色目人也。不曰色目而用西域者，以元時所治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四色，公牘上稱色目，普通著述上多稱西域也?！?/p>

對于“ 華化”的解釋。他說:“帷畏吾兒、突厥、波斯、大食等國, 本有文字, 本有宗教, 畏吾兒外, 西亞諸國去中國尤遠, 非東南諸國比, 然一旦入居華地, 亦改從華俗, 且于文章學術(shù)有聲焉。是真前此所未聞, 而為元所獨也?！边@里所說的“華化” 均指“ 以后天所獲, 華人所獨者為斷”, 并非僅僅指西域人永居漢地而歸化中國﹔也不是僅指這些在華之西域人 “嫻習華言, 博綜漢典” 。所謂“華化”, 一定是指“改從華俗, 且于文章學術(shù)有聲焉”。  

 陳垣還進一步探討了西域人“華化”的原因, 他說:“元軍先定西域, 后下中原,  西域人之從軍者、被擄者、貿(mào)易者, 接踵而至, 平昔所想望之聲明文物,盡觸于目前, 元制色目人又自由雜居, 故一傳再傳,遂多敦詩書而說禮樂?！庇纱丝梢?“華化”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歷史現(xiàn)象。因為元代西域人大批東來, 在中土定居后, 不可避免地要接觸漢文化。西域人來華的第一、二代多以武功取得高官厚祿, 但隨著戰(zhàn)爭的結(jié)束, 其第三、四代“遂多敦詩書而說禮樂” , 甚至通過科舉而取得功名, 于是不少西域人在文學、藝術(shù)、哲學、史學等方面取得很高的造詣, 用漢文字從事創(chuàng)作, 涌現(xiàn)出高克恭、馬九皋、薩都刺、丁鶴年，這樣優(yōu)秀的文學藝術(shù)家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對“西域”和“華化”做定義后，再從幾個大的方面論證元時色目人之華化，其考證也極為詳實。首先是儒學、其次為佛道兩教、文學、美術(shù)、禮俗等等方面，由此可見作者考慮之周全和規(guī)模之宏闊。通過考證元代西域人來華后“舍弓馬而事詩書”，學習儒家文化，以至逐步“華化”，展示了傳統(tǒng)中國民族融合與文化魅力，陳垣先生雖于考證之外只字未提中華文化的優(yōu)越，但其要表達的民族文化史觀卻眾目昭彰。

三 

《華化考》在學術(shù)界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王國維、陳寅恪等國學大師均對其稱贊有加。認為該書無論是主題的選擇，材料的運用，以至著述體例、學風等方面，都給了后人有益的啟示。陳寅恪在《重刻〈元西域人華化考〉序》中說：“近二十年來，國人內(nèi)感民族文化之衰頹，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蕩，其論史之作，漸能脫除清代經(jīng)師之舊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學之真諦，而新會陳援庵先生之書，尤為中外學人所推服，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大昕以來未之有也。”許冠三評論說，《華化考》“論證的嚴謹，亦是當代罕有。如證《丁鶴年集》通行本皆明刻說，共舉五證，證證確切。又證丁氏為回回一節(jié)，則有八證。且舉證皆按效力強弱定先后，條理井然。”甚至時任日本京都大學的桑原騭藏教授在1924年10月出版的《史林》雜志發(fā)表了《讀陳垣氏之〈元西域人華化考〉》的書評，稱贊陳垣是現(xiàn)在中國史學家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p>

當然，陳垣先生的民族文化史觀也在其以后的其他著述中同樣得到體現(xiàn)，如1941年抗戰(zhàn)處在艱苦階段，陳垣先生撰《南宋河北新道教考》，論證“夷狄無百年之運”，只要民族文化不亡，中國就不會亡，著書教書，保留讀書種子，等待民族復興時機。1944年抗戰(zhàn)后期，他又撰《通鑒胡注表微》，結(jié)合自己一生治學心得體會，總結(jié)升華其“有意義的史學”，通過表發(fā)胡三省《通鑒注》微言大義，予以系統(tǒng)的理論概括。這些都是陳垣先生民族文化史觀的集中體現(xiàn)，目的就是要喚醒國人，振興中華文化。以中華民族文化為本，是陳垣民族文化史觀的主導思想。強調(diào)了文化的個性和以此為基點的文化進化的包容性。因此, 它既避免了走向國粹論的保守和狹隘, 又反擊了全盤西化的民族虛無主義, 這就是陳垣這一史學思想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先生以學術(shù)興國的志向令后輩學人敬佩不已，其研究方法博覽群書，考證巨細靡遺的治學態(tài)度，也給我們的史學研究諸多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