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記憶的修辭意象及其詩學展開

本文對當代集體苦難記憶的研究，所依據(jù)的文本，限于大陸公開主題性發(fā)表者，即該主題不是在其它主題文本中順便涉及的。這種文本數(shù)量極大，相應的例證不勝枚舉，其類似例證在其它傳媒中亦比比皆是，故本文不擬一一枚舉。有兩種重要而影響廣泛的文本（類型），本研究基本未選用，這里略加說明?！独险掌罚ㄓ攘谝郧埃┲T文本是在主題化和非主題化之間、集體共享和私人情愫表達之間，情況較為復雜；有些口述史著作高度主題化，但內容較個人化，更真切，較少動機性修辭追求，故公開集體代表性較差。

一、歷時知覺現(xiàn)象場中身體在場與缺席意象

苦難經歷者回憶同一事件或情境時，可有兩種不同的言語-意象表達：“我站在那里，感到那種…”與“我站著，覺得…”，或：‘他們向我住的地方走去’與“他們朝我住的地方走來”。這里涉及苦難經歷者和回憶者的身體性在歷史維度上的“彼時”和“當下”時空中的在場或不在場意象。

歷時知覺現(xiàn)象場中身體性在場與缺席意象較少生動性，但有主體構成哲學上的重要性；其修辭效果，是對主體構成敘事維度的意義操作，亦即，苦難經歷和記憶主體，作為意義建構者，其身體在苦難彼時彼地的“在場”或“缺席”（即存在于回憶的當下）意象，意味著完全不同的情感體驗情境和意義建構語境，由此產生不同心理與文化意義建構效果。

從唯物現(xiàn)實論角度看，逝者（人與事）確乎已矣。真正的身體性受難主體，已在時間維度上墮入永恒的受難；今天能夠回憶并形成其生動意象者，已非當初深切的身體性受難者。時序綿延或生存的敘事關聯(lián)，只是主體構成的維度之一，在個體性主體的意識層面上，并非得到始終如一的強調，但確乎提供一種精致的修辭運作空間。

對苦難的當下記憶和意象表達主體和意義建構主體而言，在邏輯-建構意義空間中，今天可以鎮(zhèn)定下來憶舊的“我”或“我們”，可能仍然是、或已不是當初承受苦難的身體性“我”或“我們”；后者當今可能仍然存在、或不復存在；而今天的身體性“我”或“我們”，在當初的苦難處境中可能在場、或不在場?？嚯y意象的心理、意義與情感，由此獲得多種高度可操作的體驗、建構與解讀變式。

通過與個體生存敘事相關的（意象）意義建構而促成的主體同一性抑或其斷裂，苦難承受主體和憶舊主體，或自我認同和承擔，或自我分離和自我否定。就后者的意義建構效果言，記憶和言說的苦難承受者，居然可以覺得在當初苦難情境中，自己｛身體性為自我的構成核心之一｝可能不在場：這除了同一邏輯和存在邏輯問題外，最重要的，是苦難記憶的誠偽成為問題、生還受難者對于已逝受難者的倫理承擔成為問題。

二 、“消退”意象、“青山依舊”與“大我”超然意象

 “青山依舊”意象以苦難本身的“消退”意象為基礎。根據(jù)后一意象，苦難有其自然之過程，苦難及其留下的創(chuàng)痛，隨時間流逝“自然”會“消退”，或在不經意間已經“消退”云云。

“消退”修辭意象隱含豐富的建構意義。自然流逝，不僅總會逝去，而且不必人為干涉，甚至不必“感慨系之”。根據(jù)二元語義對位，既然苦難及其創(chuàng)痛會自然逝去，光明的未來將自然（即使是被動地）來到：“光明就在前頭”。繼而：一切都“自然而然”，故而輕松不刻意、故而“超越”而“老莊”境界、故而苦難“當時不足憂，事后早該放下。”

在苦難“自然消退，因而不足憂”意象之后，進而強調苦難不足感懷的，是超越“小我”臻于“大我”的“青山依舊”意象，由此展開相應歷時知覺現(xiàn)象場及其意象表征。渺小的個人，或個人積聚成的集體，及其經歷的苦難與傷痛，終歸逝去，留下的“印跡”終歸 “無非漁樵佳話”，真正留下的，是“超越”個體生命的、依舊而永恒的青山和（尼采式）永遠輪回、超越歷史之空洞言說而終古一色的夕陽。

這固然博大且高遠，是客觀“唯心”式的（不必是“自然神論”的）。 但是，文化社會及其人類主體必須面對的存在論意義和倫理主題，如人性表征、互主體責任、生存論啟示等，并非那依舊的青山和永恒的夕陽所能象征性地表征的，二者甚至可謂風牛馬不相及。生命與人性存在，本質上并不是有關物性存在的浪漫與詩性隱喻。

消亡于“青山”和“夕陽”的人的宏大意象，乃是一種阿Q式主體修辭努力。這里的個人和集體，經由粗糙的隱喻性存在語碼的轉換，成為非本真、主體性被解構的苦   難承受者和同樣非本真的、空洞的憶舊者。

依憶舊主體的常識邏輯，真切的個人虛假地宏大化，其唯一的“證明”或依據(jù)，只是本人“撿回一條命”，或僥幸好歹“挺過來了”，個別的甚至“混得很風光”，而且有了相應表達和言說的話語權，以言行事［12］，利用當下話語的修辭語境，權且或順勢“成就”自己的“偉大”，或以虛假的偉大，超越和否定當初真正的苦難。

在倫理上言，對于那些沒有挺過來的或未獲話語權力的受難者，便無任何成為“偉大”的可能性，作為被犧牲或漠視的“小我”，而永遠無聲地逝去或繼續(xù)受難。同時在“慎獨”與互主體生存的倫理維度上言，成為“大我”而實為真正的“小我”們，難言真誠而道德的集體苦難記憶。

三、人生成長道路意象

將曾經的集體苦難“理解”和表達為成長小說式[13]的人生成長歷程，不僅默認、甚或認可苦難對個體和集體受難主體的苦難性，“辯證地”視其為人生成長所必需。“（必）先苦（而）后甜”，“梅花香自苦寒來”等庸常文化特異性詩性意象，為其“合法性”的隱喻基礎。 

人類所能為的，只是為其生存作證（荷爾德林語）。此身猶在、或今我“居然”存在，而不論當初同遭苦難的他人如何。多少帶有某種精神勝利感的當下實然存在這一事實，即可修辭性地成為集體苦難之作為合理乃至必要人生成長歷程及其“昭示”的特別存在論意義的解釋證據(jù)和推理依據(jù)。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因此，“正是有了當初那樣的磨難，我或我們才有今天所取得的一切！”苦難被認定為人的成長所必需，甚至必要條件。因而，人的成長首先應感恩于苦難本身，個人努力自當居其次。由此，苦難被否定，苦難時代變成個人或“我們那一代人”被賜予的“光榮”歷程。甚至：“如果重新來過，我還會做同樣的選擇！”

過去的集體苦難，是否真的為集體或個體人生成長所必需，除了苦難涉及的具體社會文化構成性語境不同而“答案”各異而外，首先是一個歷史敘事的修辭效果問題；若就其實效之因果而言，也是一個偶在性（contingency）問題，原則上與苦難之為苦難無關。

邏輯上，集體苦難根本不涉及個人存在主義式的選擇情境（這里暫不計希臘悲劇情境，這會是一個沉重的主題），苦難總是個人或集體的被動遭受。該意象與其它苦難意象修辭一樣，其邏輯或隱喻基礎并不充分，有極大的人為建構性。從倫理角度言，這種意象修辭，于個人可以是激昂的假話，或信而不由衷；在文化符意學層面上，則造成符意編碼的動機性意義混亂。

四、正常態(tài)社會文化存在圖式意象

任何一種文化，通過其主流話語與權力運作，均努力構建并維持一種適合自身的文化普遍或特異性“合理”的社會-文化存在圖式（existential configuration）。根據(jù)此圖式，該特定社會與文化中發(fā)生的一切，包括集體苦難，均可找到合理的理解和解釋。這里，存在的一切，都由此獲得其“合理性”。

在意識形態(tài)和生存?zhèn)惱硪饬x上“家－國”同構的社會文化生存圖式（中國社會為其典型代表）中，人民作為“子民”所遭受的苦難，乃“子女”于情理之中（合法地）自然會承受的，常常只是因為“父母對其子女的誤解”，“情有可原”，甚至“出于父母之愛”，因此“子女” 應該諒解。無論心身損害大小，首先不應“記仇”。中心問題，是忠孝，而非苦難及其人性效果。

這里，“家－國”同構意象及其生存論結構語義關聯(lián)、本義和隱喻性的“父母”與“子女”間“合法的”倫常關系與情感－行為互動規(guī)范，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會文化特異性的，也往往是頗成問題的，最多只具有相對的合理性。后者更難進一步為集體苦難提供隱喻性和普適性的“合理性”基礎。

以“合法”、因此“正?！薄⑦M而全民“慣習”[14]的特定社會文化圖式，作為合理性依據(jù)，來構建苦難記憶修辭和意象表意策略，即是將苦難意義轉移至事先已獲得“合法性”的生存論社會文化語境，修辭性地在心理-意象感受層面進行語碼轉換，由此對苦難主題及其后果，進行相應“合理”的意義解釋和意義建構。其具體修辭效果，是降低苦難程度，否定苦難性本身，甚或將其反向轉化（reforming）成“正面”、甚至“必要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或事件，將集體苦難事件整合進、亦即消融于“正常的”社會－文化生存圖式之中。

通過這一修辭意象，特定社會與文化通過其主流話語－權力系統(tǒng)，以苦難記憶和表達者為代言人，為集體苦難的施予者、最后可能是該特定主流文化與社會本身，進行自我辯解和開脫?？嚯y記憶和表達者或單獨，或與其所認同的文化一道（二者在效果上實難區(qū)分），以合法而正常的社會文化圖景為借口，扭曲或回避與集體苦難相關的普遍人性與倫理主題，并可能在相當程度上成為特定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合謀。

五、社會進步與烏托邦意象

當代理性語境所盛行的價值遞增式線性歷史時間知覺，及其相應的存在論敘事等，其意識形態(tài)上的依憑，是依照理性精神建構和維護的“進步”與“發(fā)展”意象、在社會－文化意義層面上對歷史時間所進行的理性切分和建構，以及在此基礎上構建的歷史－敘事哲學。

繼此而形成的有關社會文化敘事的元理論框架和合法性依據(jù)，為集體苦難記憶意象與修辭的諸多歷史敘事維度，提供了決定性的建構原則和解釋原則，其中包括意義建構所依憑的語義－價值學支持和意識形態(tài)底線。

該社會歷史線性進步意象可對特定或整個人類歷史社會所發(fā)生的一切，包括集體苦難事件，進行有效的合理化整飾和修辭意義建構。

具體言，諸多 “進步”或 “進化”觀指導下的歷史－敘事的時代切分和意象，如 “黑暗與啟蒙”、“新－舊社會”、“新－舊中國”、“解放前－后”、“公元前與公元后”等等，均預先通過現(xiàn)實時間向意義-價值時空的隱喻性符碼轉換（如“新的”即是“更好的”），為集體苦難意義與價值的歷時定位，提供了基本而“不容置疑”的合法性參照框架和合法性標準。

“為了社會‘進步’和‘發(fā)展’，人類必定有所磨難和犧牲”、“那是產前陣痛，黎明前的黑暗?！钡群甏髷⑹?、宏大的進步圖景，乃至庸俗社會進化論（“哪個國家或哪個民族不經歷這樣的過程？”）等，即是社會進步意象對集體苦難歷史感知施以的典型的意義操作。

在這種“不容置疑的”敘事區(qū)隔及其合法性參照框架內，過去的集體苦難，被理解為指向社會與文化進步目標的必然階段。由此昔日苦難的意義首先在于歷史“進步”性，而非其苦難性，進而苦難本身被否定，或被體現(xiàn)為虛假的民族“升華”。非嚴格宗教意義上的集體性“背負十字架”意象，為其版本之一。 

有學者認為有些集體苦難事件，有如人之必在幼時出麻疹然，一經出透，則終生免疫。這一意象，用的是牽強而生硬的生物學比喻，首先體現(xiàn)的是議者的迎合姿態(tài)和矯情。其修辭動機過于露骨，刻意為尊者諱，不必在此討論。

未來烏托邦意象，往往以社會進步為意義產生與闡釋依據(jù)，將“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因果地、而非簡單歷時地關聯(lián)起來，針對某種意識形態(tài)建構性烏托邦未來，進行相應的歷史-敘事性意義建構，使集體苦難被合理化整飾、轉換為苦難承受者為了社會更好的未來而“必要地”付出的代價、犧牲或作出的貢獻。修辭建構效果與社會進步意象相似，但其被操縱的意義和圖景，又有更進一步的深化。

“為了明天更美好”。于是，苦難中逝去的人們，大多成了工具，有的成圣、“殉道”，追認“英雄”，而當初的幸存者、今天的憶舊和言說者們，則可以自喜，可以向他人夸示：“現(xiàn)在好了！但要是沒有我們那一代人當時……”。苦難不復苦難，不復反思、警醒后人，不復人性追問，而是輕率的高大雄偉，今人仰視，夸示來者。

烏托邦理想的學理關聯(lián)，涉及具體理想的未來現(xiàn)實可能性與邏輯可能性。但是暫不論理想的合理性和可能性、烏托邦建構的意識形態(tài)本質，歷史目標指向性事件的前后因果關聯(lián)，或其它邏輯關聯(lián)，乃歷史哲學的難題之一，后來的“歷史現(xiàn)實”亦難作出回溯性的證明（除非以刻意的誤讀和偽敘事建構）。集體苦難的互主體性記憶及其意象詩學的展開，其根本關切點，是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的人性意義關聯(lián)。這里，真誠、勇氣和倫理關懷，具有首要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