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與現(xiàn)實相重的隱喻世界--《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導讀

人際交往的微妙阻隔，以及未被探測到的弦外之音，讓我們對交流的美好幻想懸于虛空。不同于一般建構理論的著作，彼得斯將大眾媒介的發(fā)展歷史與社會思潮的流變相結合，探索著人類交流的終極處境。在他獨辟的傳播路徑中，語義與政治倫理等因素消解著交流的夢想，顛覆了這場毫無意義的窮忙。但思想深刻，難免應者寥寥。這樣看來，彼得斯自身在某種程度上未嘗不是“對空言說”？全書的核心，是他公開斷言交流的不可到達：“我們今天的任務就是要放棄不切實際的交流夢想，同時又保留它激發(fā)出來的好處”。那么，到底是交流的無奈催生了這個缺乏重量的時代，還是這個缺乏重量的時代造就了交流的無奈？傳播觀念發(fā)展歷史與現(xiàn)實的雙重交響下，彼得斯獨創(chuàng)傳播哲學的研究視角，在《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一書中呈現(xiàn)出傳播各要素構建的隱喻世界。本文將從書中修辭觀念、歷時與共時和文學隱喻三個具有特色的論證方式出發(fā)，淺談彼得斯的交流思想。

一.修辭論證之妙用——以第一章“兩種交流觀：對話與撒播”為例

在這本閱讀教材類的傳播學書籍中，彼得斯用通俗形象的修辭來論證一些晦澀的概念，讓讀者感受傳播本質最為切身之體驗。以第一章為例，彼得斯提出了“對話”的規(guī)范性模式困境，通過對比蘇格拉底和耶穌基督的觀念差異，將關于“交流”的不同視野融合起來，從而引發(fā)對傳播領域的開放性思考。

在對歐洲思想中兩種基本交流觀念的比較中，彼得斯從蘇格拉底與耶穌基督之間的辯論展開，超越對對話的錯置與盲目頌揚，深入探討了與人類民主政治、道德生活相契合的交流形式。在“愛”的撒播和對話的形式上，彼得斯以種子的生長為喻：柏拉圖在《斐德羅篇》中強調了一種親近互惠的愛，這種愛流動與“施愛者”與“被愛者”之間，關鍵是播種者在種子的培育中所作出的貢獻。而福音書中愛的撒播是普遍而不定的，它與圣言的彌散一樣，以一種“浪費”的方式隨意拋撒種子，更關注接受種子的人會如何作出反應，即所謂“播種者寓言”。

當談到柏拉圖的《斐德羅篇》對于理解“機器復制時代”的啟示性作用，彼得斯將蘇格拉底對文字的抱怨與人們對于印刷術和電腦的擔心進行了橫向比對，指出媒介跨時空的特性是反思“交流”觀念的起點。除了對文字“缺乏互動，任意撒播，使得說話人和聽話人可以不必親身在場”等擔心，蘇格拉底還闡明了現(xiàn)代交流困境中人們彼此心照不宣的心理：“對無法觸碰的他者具有一種強烈渴望”。但在《斐德羅篇》中，蘇格拉底自然未提及媒介技術的問題，而是將交流看作一種以愛欲為原則、以互通性為特征的發(fā)布方式。他將受文字影響而誤入歧途的愛欲比作幽靈，脫離人體后會進入一種無序的狀態(tài)，洋溢著瘋狂的囈語。

二.從歷時性看共時性——以第四章“生者的幻象及與死者的對話”為例

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更新，許多傳統(tǒng)的交流經驗逐漸消逝。在本書第四章中，彼得斯從歷時性視角探討了媒介形態(tài)的演變，認為新媒介的出現(xiàn)不可避免打破了原有媒介的優(yōu)勢甚至壟斷地位。例如，他在書中談及了媒介史研究鮮少詮釋的一個領域——書信往來，通過展現(xiàn)郵件文化史及其背后豐富的思想源泉，揭示了郵政系統(tǒng)撒播特征與現(xiàn)代社會隱私性間的深刻矛盾。

18世紀的英美殖民地，“家信”與新聞通信均可被公眾編輯和閱讀，通信內容與通信行為的公開。19世紀中葉，北美和西歐的郵政部門通過“讓發(fā)信人控制信件的私密性”，使現(xiàn)代意義上的“私信”成為可能。后來，隨著郵票和信封的出現(xiàn)，信件被罩上全新的隱私氛圍。到19世紀50年代末期，人們已經可以像現(xiàn)在一樣將信件投入郵筒寄出了。隨著發(fā)信人逐漸獲得了主權，郵局“將一個本質上是公共的和多人參與的意義系統(tǒng)變成一個由發(fā)送人私人意志治理的系統(tǒng)”，促成了書信從單向撒播到雙向對話的轉變。但隨之而來的，是公眾在道德倫理層面的爭議，甚至有學者因此呼吁回到實行郵件檢查的時代。

由此可見，交流手段的改進并不一定增加交流成功的幾率。當一切情感的交流都交給冰冷的屏幕，交流的雙方是否到場已沒有意義，交流便成為普遍而又脆弱的一環(huán)。然而，從共時性的角度看來，新媒介的發(fā)展在適應了現(xiàn)代人的交流需求的同時，并未扼殺其他媒介協(xié)助實現(xiàn)公眾交流的理想，社交距離的延伸也并非現(xiàn)代社會的獨特現(xiàn)象。當媒介技術足夠發(fā)達，人們可以更為自由地釋放個性符號，這種可控的交流距離與情境極大豐富了個體的自我表達，展現(xiàn)出鮮明的時代特點。

三.文學作品中的隱喻——以第五章“去追求真正的聯(lián)系，抑或去跨越鴻溝？”為例

在全書各個章節(jié)的論述中，不乏對于一些著名文學作品的引用，試圖說明“對話”交流觀的不可實現(xiàn)。在本書第五章中，彼得斯借19世紀后期英美唯心主義者之筆，分析了交流失敗的場景及其背后的隱喻。

在該時期唯心主義者的著作中，常常出現(xiàn)兩個人“交流”的情境，但雙方無法通過任何體現(xiàn)在場或個人性格的線索進行交流。那么，這種唯我論是否只是文人的奢侈幻想？從夏洛特·吉爾曼的《黃色墻紙》和羅伊斯的《哲學的宗教性》中不難看出，雙方之間無法達到真正的“交流”，貌似絕對正確的原則下是經過協(xié)調和改造不確定因素。而布拉德利的《表象與現(xiàn)實》一書，直接點明了交流的徒勞：“各個有限的存在物，各自具有其直接經驗，它們是不可能相會的；直接占有別人心中的個性經驗，最終是沒有意義的”。上述交流困境與柏拉圖的“洞穴隱喻”不謀而合，但并不意味著人與人是彼此隔離的，因為個體會為了擺脫孤獨與他人建立聯(lián)系，而不是始終參演著微妙的單人啞劇。

此外，彼得斯還著重提到美國社會學的奠基人庫利，并稱其使“離形去骸的交流理論達到了巔峰”。庫利在著名的“鏡中我”理論中，將社會比作為自我審視的鏡子，個體得以通過他人的目光審視自己行為的合體性，即他人能夠成為反射自身形象的一面鏡子。在庫利看來，交流就是個體雙方相互投射的過程。他把交流看作各種符號間的關系，而這些符號與幽靈相似，具有飄忽不定卻又無所不在的特征。于此，他指出了“交流”所具有的兩種暗合的意義：物體遷移或運輸與精神相通。然而，在庫利的構想中，很少真正觸及交流失敗的問題，也忽視了人際關系中的具體物質體現(xiàn)。

四.總結

讀完此書，被推上神壇的“交流”似乎被彼得斯貶得一無是處，難免給人以悲觀與無力感。事實上，彼得斯并未對交流失去信心，在他看來，“交流失敗固然令人羞愧，但它正是推動交流觀念形成的第一力量?！痹诠步ㄒ饬x空間的過程中，交流不僅是為了共享思想、觀念和訴求，還應建構一套更加開闊的交流觀念。麥克盧漢早已提出“地球村”的概念，認為廣播、電視、互聯(lián)網和其它電子媒介的出現(xiàn)將極大便利人與人之間的交流。當下，我們已經接近甚至抵達他所預言的未來，但媒介技術在延伸了交流空間的同時，也模糊了不同受眾間的界限，減少了面對面交流的機會。

美國政治學家帕特蘭曾提出“獨自打保齡”的概念，指出高科技讓社會變得越來越孤立，人們自說自話，變得孤獨而被動，社會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真正意義上的“公共領域”。然而，這種困境并非特定時代下的產物，縱觀傳播發(fā)展的歷史，交流從未達到一種完美的狀態(tài)，各種交流符號構建的隱喻世界里，伴隨著傳播技術和觀念的演進，人人都可以成為信息的傳播者和接收者，艱澀的思想研究也終會歸于實際、溫情和世俗的人際關懷。

誠然，對立與沖突難以避免，我們必須承認并接受不完美的交流現(xiàn)實，但這并未否認基于交流的各種實用的合作?！皩昭哉f”的危機之下，傳播學應重塑關于交流的想象，通過互動性的交流實踐來影響媒介世界，再由媒介世界對于人際關系的延伸反觀交流的偏向。當交流不再受限于技術話語和治療話語，而是轉化成人與人之間能動的實踐活動，自我的心靈世界才能得以解放，社會才能看到改善交流的希望。

本文來源：《視聽》：http://00559.cn/w/xf/9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