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歌敘述模式和語言-音樂論文

民歌敘述模式

　　民歌敘述模式，是民歌敘事的結構安排、技巧和范式。山西民歌受古代史傳文學、說唱文學、戲劇等影響，形成獨特的點評式、評書式、講故事式等敘述模式。

　　評書式敘述方式，是民歌在敘述上有評書說唱文學的敘事特點。如河曲《水刮西包頭》：“光緒三十年整，出了個異事情，水刮一個西包頭，刮的實實苦情，眾明公穩(wěn)坐下聽我與你表分明。當天一圪瘩瘩云，空中響雷聲，對面山下一伙伙的人……”這種設懸念結構安排，演唱有針對性以及套話“眾明公穩(wěn)坐下聽我與你表分明”等都有明顯的評書遺痕。

　　點評式敘述，是民歌在每一小段都帶有情感化的點題式評語，造成民歌每段結句與其他句子不同。例如左權《哭五更》七言為主的民歌基本結構中，出現了三字點題式結句，帶有史書評語的味道：一更里月兒升，女兒燈下做手工，一針一線來縫紉，兩腳疼痛不敢吭，哭幾聲?！母镌缕轿鳎畠捍采峡尢涮?，有心偷把裹布拆，媽媽知道萬不依，打罵哩?！?

　　講故事式敘述結構，是民歌開頭敘述先介紹人物、時間、地點等，再展開敘事，這一特點與民間故事開頭有異曲同工之妙。“家住在……我的名兒叫……”或“我的名兒叫……家住……”，成為敘述事件的范式，如“我的那名字叫老斗，家住在忻縣酸刺溝，當過那長工受過苦，每日里起來（嘿）放黑牛，（嘿）放黑牛?！币灿幸詴r間開頭的敘述范式如：“八月二十三，下午八點半，八路軍決死隊展開百團戰(zhàn)……”。時間敘述范式是民眾對影響自身生活的歷史事件刻骨銘心的一種記憶。民間故事人物的泛稱敘述特點在民歌里也有反映，如長治《拙媳婦縫褲》：“有一個小子眉[長得壞，娶了個媳婦沒有料材……”由于民歌的更新速度遠遠趕不上時代發(fā)展的速度，導致民歌中的事件日益故事化。

　　“數字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排列順序和數量組合的作用，因而一些數字的采用又具有強化敘事順序感或強化敘事單元的組合力度的功能，由此又使它們與結構之間結下不解之緣?！雹诿窀枥脭底猪樞驍⑹鲈诿窀柚写罅砍霈F，這一模式使歌手在即興表演中減少了思維時間，也不容易出錯，數字表述中數字多以五、十、十二、十八等常見，如《盼五更》、《妓女嘆十聲》、《十對花》、《十二月小唱》、《十八愁》、《十八摸》等。此外像靈丘《四季歌》、《畫扇面》、《珍珠倒卷簾》，分別是四、八、十四等數字敘述，但此類民歌情況較少。關于數字演唱敘事傳統(tǒng)，元雜劇中屢見不鮮，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十二月》。民歌數字敘事受元雜劇影響，也是有可能的。

民歌的敘述語言

　　民歌的敘述語言受創(chuàng)作主體的集體性、演唱情景的自由性和傳播的口頭性、變異性影響，敘述語言有其自身規(guī)律。

　　民歌敘述語言的范式化特點，使得歌手便于記憶和傳承民歌。許多佳句成為民歌語言范式，如“走上好比一陣風”、“山丹丹開花頂頂紅”、“千里雷聲萬里閃”、“大青山高來烏拉山低”、“想你想你真想你，三天沒吃半碗米”、“桃花紅來杏花白”等。個性化語言常有地方特色，河曲民歌結尾多出現“啥”、“咋”、“甚”、“不”等語詞，簡潔凝練，還給人一種“言有盡而意無窮”之感，如“我想哥哥天天哭，不知道哥哥想我不”、“人留兒孫草留根，光棍一個能留下甚”。

　　敘述語言受敘述視角、敘述時間、敘述標記的影響很大。民歌敘述語言與歌唱者、歌唱內容有關。我們發(fā)現一個有趣的現象：無論是歌手還是民歌事件中的人物，一般都是一兩個，這可能與民歌體裁承載的信息容量有限和抒情的內傾性特征有關。因此我們把民歌敘述視角分為“單敘述視角”和“雙敘述視角”。“單敘述視角”是民歌的主要敘事方式，這是由民歌大多時候是歌手單獨演唱這一現實情況決定的。敘述者以或隱或顯的第一人稱“我”為主，敘述者也是事件中的人物；也有以全知全能的敘述者身份出現，故事中的人物與敘述者不是同一關系，而是歷史見證人或旁觀者，敘述者僅講述事件，如柳林《相公出城東》?！半p敘述視角”是由民歌對唱或民歌故事中出現兩位主人公決定。前者，對唱中敘述者與歌手、故事中的人物同一；后者，敘述者是民歌故事中的人物，但未必是歌手，如《打酸棗》、《摘花椒》就有第三人稱視角向第一人稱視角的轉換。

　　敘述時間影響敘述語言。有些民歌是歌手對事件的回憶，民歌這種記憶性特點造成敘述時間大跳躍、大跨度。民歌敘事的故事時間跨度，可以是一晝夜、一年乃至幾年，甚至更長。如定襄民歌：“過了一個丁卯年，過了一個丁卯年，家寒苦雜糧貴，問出奴家換了點錢。”汾西《打土匪》：“民國世事十八年，老天爺害人實可憐，不下雨紅寒寒，春天好比十月天，一直旱到二十年……”。民歌中歷史事件的時間往往用干支紀年和年號紀年來標注敘述時間，使得敘述語言歷史化，尤其這種災害歌，“在回憶性的敘述中，作者總是在過去和當下兩個時空不斷穿行”，③在歷史與現實的穿梭中，主體得以反思，寄托深沉的情感，民歌給人以滄桑感。有時民歌為了突出同一主題，敘事也會出現時間跨度，如《哭五更》等民歌。這類記憶性民歌對特殊時刻進行聚焦，展開敘述，從而使文本時間大于故事時間。如忻州《小姑聽房》：“譙樓上打二更呀，反穿上皮襖慢慢地往前行呀；刮了股股兒風攪)呀，凍得奴家金蓮疼。”民歌集中描述“二更”這一時間段內小姑的行為與感受，內容豐富，文本時間加長。“當一個事件僅僅發(fā)生一次而被多次描述時，我們稱為真正的重復?！雹芎忧窀琛断胗H親》就多角度、多次重復描述“想親親”這一事件。如“想親親想得見不上面，白臉臉想成個生黃片。想親親想得吃不下飯，心火火才把嘴燒爛……”。民歌是唱中敘、敘中唱的藝術。盡管《想親親》民歌沒有明顯的時間標識，但是“想親親”一詞出現頻率如此之高，使得演唱時間加長了，描述豐富了，敘述語言意圖強化了。

　　“敘述標記是文本中出現的對于理解故事來說具有標志作用的敘述手段?！雹菟ㄒ鈭D標記和人物標記。意圖標記是民歌中歌手所要表達的感情和體現的思想標志。民歌里的意圖標記不像書面文學中的標題、序跋、題記等雅致，它帶有歌唱性、口頭性特點，便于記憶傳承。生活中的原生態(tài)民歌沒有標題，民眾口頭即興演唱，但意圖明顯。民歌的意圖標記通常在民歌中的首段首句，如朔縣《打酸棗》共三段，第一段首句“八月兒里（呀）來（了一個）秋風風兒嗖（呀哪哈咳 哈），小小的婦人人兒去打酸棗……”起句直奔主題，在晉北民歌中常見，顯得晉北人豪爽直率。有時意圖標記在一段的末句或末段末句。五臺《光棍哭妻》有十二段，每段末句都以“沒老婆的好傷心”或“沒老婆的好傷慘”作結。有的意圖標記在首段首句或每段首句，甚至就是首句中的幾個詞，如《想親親》民歌首句反復出現“想親親”，以突出強調。人物標記是民歌人物形象特征得以凸現的直接標記。山西民歌中的小調很多時候事件里的人物一出場先作一個簡單的介紹，包括人物名字、事件發(fā)生地、時間等，可能受傳統(tǒng)戲劇道白影響。如晉中民歌：“家住在山西太谷城，我的那名兒叫蔚鳳英，風流才貌無人奪，學針工數我能，描圖繪畫數我精，心靈靈手巧巧，頭一名?！贝送饷窀枥锏娜宋飿擞洠サ湫吞卣鬟M行“白描”，如“大辮子一甩離后套”、“羊肚子手巾呀腦袋上呀罩，皮鞭一揚呀灰毛驢驢叫”。這種鮮明的人物標記語言表述，也是山西民歌鄉(xiāng)土特色的具體表現。

　　民歌敘述還受襯詞、襯腔的影響?！八^襯腔，是旋律中用以詠唱襯詞的歌腔?！雹薇M管襯詞有助于歌手復雜情感的表達，但襯詞的介入本身就是對正常敘事的藝術化中斷，而襯腔則把這一中斷進一步擴大化。這使得民歌通過襯詞、襯腔的靈活運用突破了民歌體裁在敘述上文本的局限性，起到了像小說等體裁情感多變、情節(jié)曲折的藝術效果，也使得敘述語言多了幾分樂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