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晚明崇蘇之風

    明代中葉以后，一部分有識之士對黑暗的政局、靡弱的士風和浮濫的文風越來越不滿，紛紛要求改弦更張。以李夢陽、王世貞等為代表的前后七子異軍突起。他們高唱“文必秦漢、詩必漢唐”，以艱深辭句和雄渾格調(diào)相互標榜，對于文壇上數(shù)十年來泛濫的臺閣體起了相當大的清理作用。然而由于過于強調(diào)“擬古”，他們又把文風引向了另一個極端。李攀龍寫詩作文“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佶屈聱牙，艱澀難懂；王世貞則提倡“文必西漢，詩必盛唐，大歷以后書勿讀”。當時，“自夢陽之說出，而學者剽竊班馬李杜；自世貞之集出，學者遂剽竊世貞”。作為對這種風尚的反撥，蘇軾這一宋代文人的杰出代表受到了晚明文人的極度推崇。公安三袁從蘇軾的文學作品中汲取營養(yǎng)，在選擇復(fù)古還是革新的問題，找到了適合明代的文學發(fā)展之路。他們的文學主張，對晚明的文壇起到了引領(lǐng)的作用。

一、晚明崇蘇盛況與蘇軾的文學地位

   蘇軾在明人心中地位極其顯赫，常常被認為是“五百年獨知之契”（《快雪堂集》），“古今一人”（《緱山先生集》），“千古一人”（《晚香堂小品》）……明代后期，公安三袁相繼登上文壇，更是不遺余力地弘揚蘇軾。袁宗道詩學白居易、蘇軾，對他們多有和韻詩，其書房取名“白蘇齋”，文集取名《白蘇齋集》、《白蘇齋類稿》。袁中道在《白蘇齋記》中寫道：“伯修（宗道）賦性整潔，所至必葺以室，掃地、焚香、宴坐，而所居之室，必以白蘇名。去年買一宅長安，……室雖易而其名不改，其尚友樂天子瞻之意，固有不能一刻忘者。”古時文人對齋室起名十分重視，一般講究寓意深刻，或用來彰顯自己的品格，或以之“戒除”某種陋習，或意圖鞭策與警醒。宗道以“白蘇”為齋名，室易而不改，實乃將白、蘇二人作為自我要求的標桿人物。袁宏道《識伯修遺墨后》曰：“伯修酷愛白蘇二公，而嗜長公尤甚。每下直，輒焚香靜坐，命小奴伸紙，書二公閑適詩，或小文，或詩余一二幅，倦則手一編而臥……”宗道對蘇軾的詩文作品，不僅時常閱讀抄寫，甚至連倦極而臥仍愛不釋手，其喜愛蘇軾之程度可見一斑。相較于宗道的情感外露，中道對蘇軾的感情更多地體現(xiàn)在他的字里行間，他對蘇軾的關(guān)注，不僅僅體現(xiàn)在詩文作品中，還包括東坡的性格、為人、在位時的吏績，對蘇軾可謂有一個更加全面的認識，對他的敬佩之情難以忽略。

    宗道和中道如此服膺蘇軾，宏道亦如是，他對蘇軾的敬仰比之宗道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袁中郎全集》中，提到蘇軾的篇目比比皆是，他親切地稱蘇軾為“東坡”、“子瞻”、“蘇公”、“坡公”、“長公”等?！霸娪杏鄮煻U有友，前希李白后東坡”（《贈黃平倩編修》），“近日裁詩心轉(zhuǎn)細，每將長句學東坡”（《偶作贈方子》），將蘇軾作為寫詩學禪效法的對象，與之心交神會。除此之外，他還將東坡比配為唐之李、杜，認為“坡公詩文卓絕無論”，其詩超脫變怪，“其才力既高，而學問識見又迥出二公之上”（《答梅客生開府》），他在《黃平倩》一文中指更是直接指出：“如白、蘇二公，豈非大菩薩”，對東坡的崇敬甚至上升到神圣信仰的高度。

二、晚明文學變革之風與蘇軾的文學主張

    晚明整個文壇陷入復(fù)古的泥潭無法自拔，文學前景一片灰暗。公安三袁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嶄露頭角。而這解決文學上復(fù)古與革新的矛盾時，他們在北宋文人蘇軾的身上找到了極為相似的文學主張。

    袁宏道《與張幼于》說:“世人喜唐，仆則曰唐無詩；世人喜秦漢，仆則曰秦漢無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則曰詩文在宋元諸大家?！雹倨渌燥@然是針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口號而發(fā)。袁氏之前，明代亦有孫作、黃容、宋鐮、方孝孺、瞿佑、都穆及唐順之等人鼓吹宋詩，但片言只語，未成氣候；殆袁氏兄弟三人一出，文風始為之一變。針對前后七子貶損蘇詩的情況，袁宏道極力鼓吹蘇詩，其《答陶石簣》說道:“夫詩文之道，至晚唐而益小，歐、蘇矯之，不得不為巨濤大海。”②《雪濤閣集序》也提到:“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無所不有，于情無所不暢，于境無所不取，滔滔莽莽，有若江河?！雹燮洹杜c李龍湖》亦說:“近日最得意，無如批點歐、蘇二公文集。……蘇公詩高古不如老杜，而超脫變怪過之，有天地來，一人而已。”④前人論宋詩多標舉蘇黃，此以歐蘇并稱而尤推崇蘇詩，可謂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他們又持通變之說，指出其不摹擬唐人，獨標一格，為古今之第一詩人。這種標新立異的做法其實就是其不拘格套的文學主張的外化，他們推崇和褒揚以蘇詩為代表的宋詩一方面是否定前后七子以漢唐為宗并一味模擬的做法，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他們與蘇軾的文學主張中有相通的部分。

    袁氏三人以“變”和“真”為旗號，強調(diào)文學的時代性和個性化，反對因襲摹仿和盲目崇拜古人，猛烈地滌蕩著擬古詩文的陋習，這在某種程度上破除了作者的思想束縛，有力地批判了前后七子，給傳統(tǒng)文藝中的陳腐領(lǐng)域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宏道在《敘小修詩》中大贊其弟袁中道，說其詩：

    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⑤

    從宏道的這段論述，我們可以看到公安三袁對文學理論的鉆研。雖曰文章天成、妙手偶得，但公安三袁將這一偶得過程進行了理論化的嘗試，將創(chuàng)作的核心歸為“獨抒性靈”，這無疑是其創(chuàng)作的宣言書。而“不拘格套”，說明了三人敢于打破傳統(tǒng)，雖擬古，推崇古風，卻又不為古風所累的氣魄。另一方面也從反面指出近代文人“粉飾蹈襲”之風的可恨。“獨抒性靈，不拘格套”反映了公安三袁對創(chuàng)作個性的要求，強調(diào)表情達意的真實自然。除此之外，袁宏道還在《答李元善》書中指出：“文章新奇，無定格式”⑥，《馮琢庵師》：“寧今寧俗，不肯拾人一字”，⑦這些都重申了獨抒性靈、有感而發(fā)的重要性。

    公安三袁的理論在蘇軾的作品中找到了最直接的對應(yīng)。袁宏道《五宜稱》曰：“夫花之所謂整齊者，正以參差不倫，意態(tài)天然，如子瞻之文?！雹嘁圆寤ǖ脑肀茸诱拔恼轮烊蝗の?；《敘咼氏家繩集》云：“蘇子瞻酷嗜陶令詩，貴其淡而適也。凡物釀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不可造，是文之真性靈也?！雹帷安豢稍臁奔粗^真正的好詩貴在平淡、貴在發(fā)自內(nèi)心，出于自然，蘇詩以平淡著稱，于平淡中見真味，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對“自然”理論有過著名的論述：

“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于中?！雹猓ā渡显┫鄷罚?/p>

 “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zhì)，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1（《答謝民師書》）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蘇軾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張，他從兩方面總結(jié)了創(chuàng)作中涉及的方法論問題。首先，作為文學創(chuàng)作主體的人，要做到文學造詣與人格品質(zhì)的統(tǒng)一。在文學上，要具有才華橫溢的本真，而在品性上，則要率真而不拘泥于俗世的條條框框。自由舒暢的情感和張揚的個性，是創(chuàng)作出靈性的文章的基礎(chǔ)。其次，在文學創(chuàng)作過程中，要做到高度的集中，將全部心力運用在創(chuàng)作當中，達到“物我合一”的“自然”創(chuàng)作心態(tài)。并且，不必拘泥于古風所規(guī)定的章法，有感而發(fā)、由情而發(fā)、發(fā)于自然，只有這樣文學創(chuàng)作才能水到渠成。由此可知“性靈論”并非公安三袁的獨創(chuàng)，蘇軾的“自然之理”論與之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

    錢鍾書曾經(jīng)在《談藝錄》中記敘了晚明崇蘇之風之盛：“晚明不特有如王弇州臨歿手東坡集不釋，甚且尊奉東坡為神圣?！?nèi)學者非盡讀蘇氏之書、為蘇氏之文也。不主蘇學，而解黏去縛，合于蘇氏之學。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不作蘇氏之文，而虛恢諧謔，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頰筆端，往往得之?！?2蘇軾將儒釋道三者融會貫通，使現(xiàn)世性與超越性完美地交融，進取而不迂執(zhí)，超脫而不厭世，表現(xiàn)出一種理性圓融的人生智慧。蘇軾的人品，具有一個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廣博。他之所以能夠成為以公安三袁為代表的晚明文人所追隨和推崇的對象，正是因為在蘇軾的身上包含了最大限度的人性的豐富性、發(fā)展的可能性和文學境界的至高無上，他就是整個中華文明最值得驕傲的結(jié)合體，崇蘇之風存在于晚明也必將超越晚明，傳統(tǒng)文化勢必通過蘇軾這個載體歷久彌新地在各個時代呈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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