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班固、王逸評屈原的異同-人物評論審美

一、對屈原及其作品在文學史的地位的評價

班固在《離騷序》稱“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從容?！?sup>①王逸在《楚辭章句序》中亦稱“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竊其華藻?！?sup>②這里二者都肯定了屈原的天才與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謂同聲贊嘆，互相一致，都承認屈原所開創(chuàng)的新的詩體。

二、對屈原人生態(tài)度的評價

班固與王逸對屈原的評價最大的差異就表現(xiàn)在對其為人處世的人生態(tài)度方面。班固在《離騷序》中寫道“且君子道窮，命矣，故潛龍不見，是而無悶?！蛾P(guān)雎》哀周道而不傷，蘧瑗持可懷之智，寧武保如愚之性，咸以全命避害，不受世患，故《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斯為貴矣。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shù)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sup>③班固認為，遇與不遇命也，而且即使君主不對，臣下也不能抗言直諫，更不應該以死抗議。這里，班固是以儒家“明哲保身”的人生態(tài)度來批判屈原為人處世的人生態(tài)度。另外，還以儒家 “溫柔敦厚”的詩教原則為標準，批判屈原與楚國“危國群小”之間的斗爭為“露才揚己”。還把屈原的這種愛國斗爭看成是個人的意氣用事。把《離騷》的正義吶喊視為個人的牢騷。至于在作品中抒發(fā)怨憤之情,指責子椒、子蘭等奸佞黨人,責怨懷王,就是更不應該的了。

相反，王逸則非常不滿意班固對屈原的職責，他高度評價了屈原為人處世的人生態(tài)度和不屈的斗爭精神。在《楚辭章句序》中他寫道“且人臣之義，以忠正為高，以伏節(jié)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以伍子胥不恨于浮江，比干不悔于剖心，然后忠立而行成，榮顯而名著。若夫懷道以迷國，詳愚而不言，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娩以順上，逡巡以避患，雖保黃耉，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④這顯然是針對班固“明哲保身”的觀點而生發(fā)的。這里，王逸對屈原的人格重新給予高度的贊賞,說屈原“膺忠貞之質(zhì),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之英也”，贊賞其“殺身成仁”^⑤的人生態(tài)度，這就否定了班固對屈原人格的歪曲。

但是，在這里我們需要注意，不管是班固堅持的“明哲保身”，還是王逸所高舉的“殺身成仁”他們無不都是從儒家的經(jīng)典中援引話語。他們的論點雖然爭鋒相對，卻都以儒家的經(jīng)典為依據(jù)。

三、對其行文方式的評價

班固在《離騷序》說“多稱昆侖冥婚宓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jīng)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⑥他對《離騷》中運用神話傳說、大膽想象表示不滿，還認為所寫的那些內(nèi)容多是虛無之語，不合乎儒家經(jīng)典。而王逸同樣以儒家的經(jīng)典為依據(jù)，論說屈原作品是如何合乎經(jīng)義的?！胺颉峨x騷》之文，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焉?！暗鄹哧栔缫帷?，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原”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州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昆侖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者其言博，才益多者其識遠?！?sup>⑦其實在這里王逸仍然是以一種實證的眼光開看待屈原的作品所涉及的人情風物的，他認為只是那些淺識者不知道罷了。其實在某種意義上存在著對屈原的曲解。

不過即使這樣，王逸在對屈原的藝術(shù)特色認識方面還是有所創(chuàng)新的，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審美的認識。他在《離騷經(jīng)序》中寫道“《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于君；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風，以托君子；飄風云霓，以為小人?！?sup>⑧這里，王逸認為屈騷的藝術(shù)手法來源于《詩經(jīng)》，但更有其獨創(chuàng)之處，即其用以起興的物象已經(jīng)被賦予了某種固定不變的象征意義，成為一種特定的詩歌意象。而這樣的詩歌意象，已經(jīng)初具了將物的某些特征與人的情感相結(jié)合的意蘊。這就更加的肯定了屈原作品的感情寄托于深刻寓意。

四、結(jié)論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班固和王逸對屈原其人及其作品在文學史上地位是一致的給予肯定性的評價的，但是在對其的人生態(tài)度和文辭表達方面則頗有分歧。不過，表面顯示的巨大區(qū)別卻掩蓋不住這樣的事實，即他們思想根源的一致性。無論是班固的“明哲保身”的論調(diào)還是王逸的“殺身成仁”的呼聲；也不管是班固的“非法度之政”還是王逸的“依托五經(jīng)以立義焉”，他們無不本著同樣的儒家思想來生發(fā)自己的議論。就像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他們在本質(zhì)上是沒有區(qū)別的。

但是，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呢，這可能與他們所處的時代不無關(guān)系。因為漢代自武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以來，儒家經(jīng)學就已經(jīng)成為唯一合法的學術(shù)形態(tài)。就連王逸在《楚辭章句》中也將為《離騷》做的注稱為《離騷經(jīng)章句》，這就不難想象經(jīng)學在當時文人思想中的根深蒂固。而即便是像王逸這樣優(yōu)秀的文學家，也不能擺脫經(jīng)學對其思想所造成的束縛。因此，雖然他意識到班固對屈原評價的偏頗之處，但是他對屈原的評價卻也沒能有幸逃脫當時“依經(jīng)正義”的學術(shù)氛圍。所以，就造成了對屈原評價上表面的巨大差異，但是探究根源卻發(fā)現(xiàn)基本是如出一轍。不過，我們不能因此而抹殺王逸比他的前人在評價屈原方面所作出的創(chuàng)新。那就是他已在有意或無意的從審美的角度對屈原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法給予了肯定。在《楚辭章句序》中他就說屈原創(chuàng)作動機出自“憂悲愁思”、“不勝憤懣”。在《離騷序》中又說“屈原執(zhí)履忠貞而被讒邪，憂心煩亂，不知所訴，乃作《離騷經(jīng)》”，在《楚辭章句》的其他各篇章中也流露出他對屈原個人感情抒發(fā)的肯定，即突顯了詩人個性化情感抒發(fā)的重要性。由此，我們不難看出王逸的評價可以說已經(jīng)為他之后的文人對屈原的評價開啟了新的方向。

參考文獻

【1】①③⑥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班固的《離騷序》，第89頁。

【2】②④⑤⑦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王逸的《楚辭章句序》， 第149—150頁。

【3】⑧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王逸的《離騷經(jīng)序》，第154頁

【4】王運熙 顧一生：《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上卷，復旦大學出版社。

【5】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