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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郭沫若史劇的悲劇觀
作者:田松林來源:原創(chuàng)日期:2014-03-01人氣:3538
郭沫若對悲劇頗有研究,創(chuàng)作頗豐,大小十七部歷史劇,除了《蔡文姬》、《武則天》、《鄭成功》和《廣寒宮》外,其余都是悲劇,為他在世界戲劇史上獲得了一席之地。但郭沫若在戲劇界的地位并不僅是因為其作品豐富,更因為其悲劇作品中那攝人心魄的藝術(shù)魅力。這藝術(shù)魅力來至于作者的悲劇觀,因此,探究作者創(chuàng)作的悲劇觀就顯得十分重要。
一、前期性格悲劇
郭沫若早期悲劇觀主要傾向于性格悲劇,他認為命運悲劇只是一種對無法預(yù)見的事情發(fā)生后無力解釋的一種托詞而已,而性格對于人有很大的導(dǎo)向作用。如果性格軟弱,就會逆來順受,不思進取,要是擁有一種堅強的性格,在面對困難險阻時,人們會表現(xiàn)出極大的勇氣與之搏斗。郭沫若的性格悲劇觀往往讓悲劇主體在自身的毀滅之后達到另一種境界,也就是人格的完善和美化,突顯出一種崇高的美感。朗加納斯在《論崇高》中提出崇高的五個根源之一是“莊嚴(yán)偉大的思想”,且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二是“強烈而激動的情感”,并說“沒有任何東西像真情的流露得當(dāng)那樣能夠?qū)е鲁绺哌@種真情如醉如狂,涌現(xiàn)出來,聽來猶如神的聲音”。[1]郭沫若筆下的王昭君是一個年輕貌美不畏強權(quán)的女子,無論面對毛延壽,還是漢元帝,她都不為所動,斷然走上了遙遠的征程。相比較《王昭君》而言,《聶嫈》更顯成熟,她的悲劇意義更加深遠,社會色彩也更加濃厚,聶嫈雖然最終死去,但是她的死換來了其他人的生,換來了民眾的覺醒,劇末寫到“我們來殺死著一些沒良心的狗官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2]士兵從聶嫈?shù)乃乐惺艿搅藛l(fā),看到了朝廷的腐敗不堪,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王昭君和聶嫈身上的主動性是強烈的反叛精神,她們雖死猶生,具有崇高的悲劇精神,用有限的生命創(chuàng)造無限的價值,并向無限超越。
二,后期社會悲劇
郭沫若早期的人物主要表現(xiàn)為明顯的自我悲劇意識,而抗戰(zhàn)時期的悲劇人物則突顯的是一種社會悲劇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確立不僅幫助郭沫若突破了西方“性格悲劇”的窠臼,而且使他進一步認識到產(chǎn)生悲劇的社會根源。如果說聶嫈和如姬是自我完滿的追求,那么屈原、高漸離則踐行的是一種社會使命。郭沫若在闡述悲劇的定義時,正確地指出了構(gòu)成悲劇的重要條件,在于代表正義的、新生的力量,由于暫時敵不過邪惡的、腐朽的勢力,必然遭到了悲慘的失敗的結(jié)局。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指出歷史從來不是筆直向前發(fā)展的,在進程中,難免有曲折或者暫時的倒退。郭沫若總是把悲劇人物,“放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中去經(jīng)受考驗,從而正確揭示了產(chǎn)生悲劇的時代原因及其社會原因”。[3]
他的社會悲劇,取材于歷史,并沒有停留于歷史,而是把歷史與時代聯(lián)系起來,讓歷史與現(xiàn)實形成對比。《棠棣之花》的最后兩幕就是作者在五卅慘案發(fā)生時,目睹了英國巡捕和印度巡捕的飛揚跋扈,彈壓行人的暴狀后創(chuàng)作的?!肚芬彩呛艿湫偷模髡咴f過這個劇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反動派統(tǒng)治的中心一一重慶,他的親眼看見的大大小小的時代悲劇之后創(chuàng)作的。作者用屈原生活的時代暗指當(dāng)時的社會,屈原本身就處在一個產(chǎn)生悲劇的時代,君主昏庸,小人得勢,所以,屈原注定是個悲劇性人物;《高漸離》則是一部諷刺性極強的作品,劇本一方面揭露了秦始皇暴君兇殘奸詐的本質(zhì),揭示了天下百姓“已經(jīng)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這個暴君”,以此來暗示蔣介石已不得人心,以及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從郭沫若寫于抗戰(zhàn)時期的這些劇作看來,采用歷史的題材更能反映現(xiàn)實,而且顯得更加自然,更能巧妙地、曲折地“回答現(xiàn)實生活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三,悲劇的價值
郭沫若一直強調(diào)悲劇的教育意義要遠遠超過喜劇?!氨瘎〉膽騽r值不是在單純的使人悲,而是在具體地激發(fā)起人們把悲劇情緒化為力量,以擁護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將死的成分?!盵4]郭沫若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都具有一定的隱射,在那個時代,到處籠罩著國民黨統(tǒng)治的陰霾,是非混淆,愛國有罪,賣國有功,祖國大地上到處流滿了人民的鮮血。他真切的希望觀眾在看這些歷史劇時能從中挖掘出有價值的東西,雖然恐怖的陰云遲遲不散,但是絕對不能妥協(xié),要相信這是黎民之前最黑暗的時刻,勝利的曙光在不久就會來臨。郭沫若借歷史劇都是借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來鼓勵人民進行殊死搏斗,這就是他的悲劇所傳達的教育意義。
悲劇的審美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它能給人一種崇高的精神美感。卓文君身為一個女流之輩,面對父親的淫威,面對封建倫理的壓制,面對那吃人的流言蜚語,她的斗爭自己顯得那么孤單,那么力不從心。但是,就是在這樣一種境遇中她喊出了自己的心聲,也喊出了女子們的心聲:渴望獨立自主。這是一種十分合理的要求,但是在那樣的一種倫理制度下就容不下這樣的女子,迎接她的是一種悲慘的命運,紅簫的死亦是對封建禮教的一種控訴,即使?fàn)幦∽杂蓱賽鄣慕Y(jié)果或許也只有殉情,但是卓文君無怨無悔,不顧一切追求幸福的決心都讓讀者得到激勵振奮。主人公邁出了常人不敢邁出的一步,她的形象也自然而然變得高大,隨之就喚起了人們心中贊美、崇敬的情感。
一、前期性格悲劇
郭沫若早期悲劇觀主要傾向于性格悲劇,他認為命運悲劇只是一種對無法預(yù)見的事情發(fā)生后無力解釋的一種托詞而已,而性格對于人有很大的導(dǎo)向作用。如果性格軟弱,就會逆來順受,不思進取,要是擁有一種堅強的性格,在面對困難險阻時,人們會表現(xiàn)出極大的勇氣與之搏斗。郭沫若的性格悲劇觀往往讓悲劇主體在自身的毀滅之后達到另一種境界,也就是人格的完善和美化,突顯出一種崇高的美感。朗加納斯在《論崇高》中提出崇高的五個根源之一是“莊嚴(yán)偉大的思想”,且是“最重要的根源”;之二是“強烈而激動的情感”,并說“沒有任何東西像真情的流露得當(dāng)那樣能夠?qū)е鲁绺哌@種真情如醉如狂,涌現(xiàn)出來,聽來猶如神的聲音”。[1]郭沫若筆下的王昭君是一個年輕貌美不畏強權(quán)的女子,無論面對毛延壽,還是漢元帝,她都不為所動,斷然走上了遙遠的征程。相比較《王昭君》而言,《聶嫈》更顯成熟,她的悲劇意義更加深遠,社會色彩也更加濃厚,聶嫈雖然最終死去,但是她的死換來了其他人的生,換來了民眾的覺醒,劇末寫到“我們來殺死著一些沒良心的狗官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2]士兵從聶嫈?shù)乃乐惺艿搅藛l(fā),看到了朝廷的腐敗不堪,走上了反叛的道路。王昭君和聶嫈身上的主動性是強烈的反叛精神,她們雖死猶生,具有崇高的悲劇精神,用有限的生命創(chuàng)造無限的價值,并向無限超越。
二,后期社會悲劇
郭沫若早期的人物主要表現(xiàn)為明顯的自我悲劇意識,而抗戰(zhàn)時期的悲劇人物則突顯的是一種社會悲劇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確立不僅幫助郭沫若突破了西方“性格悲劇”的窠臼,而且使他進一步認識到產(chǎn)生悲劇的社會根源。如果說聶嫈和如姬是自我完滿的追求,那么屈原、高漸離則踐行的是一種社會使命。郭沫若在闡述悲劇的定義時,正確地指出了構(gòu)成悲劇的重要條件,在于代表正義的、新生的力量,由于暫時敵不過邪惡的、腐朽的勢力,必然遭到了悲慘的失敗的結(jié)局。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指出歷史從來不是筆直向前發(fā)展的,在進程中,難免有曲折或者暫時的倒退。郭沫若總是把悲劇人物,“放在這樣的歷史洪流中去經(jīng)受考驗,從而正確揭示了產(chǎn)生悲劇的時代原因及其社會原因”。[3]
他的社會悲劇,取材于歷史,并沒有停留于歷史,而是把歷史與時代聯(lián)系起來,讓歷史與現(xiàn)實形成對比。《棠棣之花》的最后兩幕就是作者在五卅慘案發(fā)生時,目睹了英國巡捕和印度巡捕的飛揚跋扈,彈壓行人的暴狀后創(chuàng)作的?!肚芬彩呛艿湫偷模髡咴f過這個劇本是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在反動派統(tǒng)治的中心一一重慶,他的親眼看見的大大小小的時代悲劇之后創(chuàng)作的。作者用屈原生活的時代暗指當(dāng)時的社會,屈原本身就處在一個產(chǎn)生悲劇的時代,君主昏庸,小人得勢,所以,屈原注定是個悲劇性人物;《高漸離》則是一部諷刺性極強的作品,劇本一方面揭露了秦始皇暴君兇殘奸詐的本質(zhì),揭示了天下百姓“已經(jīng)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天下的人都愿意除掉你這個暴君”,以此來暗示蔣介石已不得人心,以及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從郭沫若寫于抗戰(zhàn)時期的這些劇作看來,采用歷史的題材更能反映現(xiàn)實,而且顯得更加自然,更能巧妙地、曲折地“回答現(xiàn)實生活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
三,悲劇的價值
郭沫若一直強調(diào)悲劇的教育意義要遠遠超過喜劇?!氨瘎〉膽騽r值不是在單純的使人悲,而是在具體地激發(fā)起人們把悲劇情緒化為力量,以擁護方生的成分而抗斗將死的成分?!盵4]郭沫若創(chuàng)作的歷史劇都具有一定的隱射,在那個時代,到處籠罩著國民黨統(tǒng)治的陰霾,是非混淆,愛國有罪,賣國有功,祖國大地上到處流滿了人民的鮮血。他真切的希望觀眾在看這些歷史劇時能從中挖掘出有價值的東西,雖然恐怖的陰云遲遲不散,但是絕對不能妥協(xié),要相信這是黎民之前最黑暗的時刻,勝利的曙光在不久就會來臨。郭沫若借歷史劇都是借歷史上的愛國主義來鼓勵人民進行殊死搏斗,這就是他的悲劇所傳達的教育意義。
悲劇的審美價值主要體現(xiàn)在它能給人一種崇高的精神美感。卓文君身為一個女流之輩,面對父親的淫威,面對封建倫理的壓制,面對那吃人的流言蜚語,她的斗爭自己顯得那么孤單,那么力不從心。但是,就是在這樣一種境遇中她喊出了自己的心聲,也喊出了女子們的心聲:渴望獨立自主。這是一種十分合理的要求,但是在那樣的一種倫理制度下就容不下這樣的女子,迎接她的是一種悲慘的命運,紅簫的死亦是對封建禮教的一種控訴,即使?fàn)幦∽杂蓱賽鄣慕Y(jié)果或許也只有殉情,但是卓文君無怨無悔,不顧一切追求幸福的決心都讓讀者得到激勵振奮。主人公邁出了常人不敢邁出的一步,她的形象也自然而然變得高大,隨之就喚起了人們心中贊美、崇敬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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