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水畫成就原因探微

 一、明代山水畫的概況
明代山水畫畫派林立、畫風迭變，有浙派、吳派、武林派、江夏派等，其中最具有影響力的兩個畫派為氣勢恢弘的浙派與清麗縝密的吳派。戴進，浙江人，后人將與此人畫風相近的人統(tǒng)稱為浙派，浙派中水平最高的屬戴進和吳偉。浙江一帶早在南宋時期就聚集著大量的職業(yè)畫家和畫院畫家，明代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城市的繁榮推動了職業(yè)畫家的活動，其中，技藝高超者受到朝廷的征召成為宮廷畫家，他們在技法上直追宋代，注重寫實，避開元代只重筆墨意趣的繪畫風格。吳派，則是以蘇州為中心，始創(chuàng)于沈周，形成于文徵明，后有唐伯虎和仇英，都有較高的文化修養(yǎng)，把作畫視為一種高雅的藝術(shù)休閑活動，喜好相互贈答書畫作品。吳派畫家善于從自己的審美情趣出發(fā)，技法上學習董源、巨然、米芾和元四家。這些畫家大多是隱士，不愿涉足朝政，只過著“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閑適生活，“聊以書畫以自娛”。
二、宮廷畫家
元朝，少數(shù)民族統(tǒng)治中國，漢族文人得不到合理的社會地位，過著比較松散的隱居生活。明朝朱元璋由于學識淺陋，便痛恨文人，統(tǒng)一中國后，文人隱居現(xiàn)象非但沒有緩解，反而愈演愈烈，朝廷對文人進行了大量的殺戮和侮辱。有“胡藍之案”“胡惟庸案”，更有高啟因為不愿做官被腰斬，死得慘烈，死后累其家人。明朝有了“批頰”，就是當眾打官員的嘴巴，很多人被當眾打死，文人在朝失去了尊嚴，得不到尊重，動輒就有性命之憂。文人的性命尚且輕賤，宮廷畫家的命運更是多舛。戴進在明初威望很高，可是最后窮困潦倒、郁郁而終。宣德年間，戴進遭人陷害，殿前失意，觸怒龍顏，最后被黜，人生命運在須臾之間改變，禍福逆轉(zhuǎn)，天差地別，于是歸隱杭州，唯有畫鐘馗、門神換錢度日，食不果腹。記有謂：“嫁女無資，以畫求濟，無應之者”，說明其生活的困窘。
戴進隱居時潛心研究畫學，其山水畫以表現(xiàn)風雨、江面、小舟一類題材最為出色?！讹L雨歸舟圖》中畫山色陰沉，驟雨傾盆，狂風大起，草木欲拔，水流湍急，舟子逆風而行，步步艱辛。此畫此景，若不是有坎坷的命運，又如何使滄桑無奈之情躍然紙上。后人對他的作品評價很高，《名山藏》曰：“臨摹精博，而意趣包涵，不以清媚自臻，凡一落筆，俱稱神品，為本朝畫流第一。”又有《兩浙名賢錄》評曰：“畫集諸家大成，山水、人物、花草、翎毛無不精妙。蓋其筆力精熟，氣韻天成，凡一筆落，俱稱神品，晚年尤縱逸出畦徑，自成一家，真皇明畫家第一人，足以照映古今者?！?
三、文人畫
明朝中央的最高權(quán)力集中在帝王手中，朱元璋不允許有任何機構(gòu)和個人有權(quán)利與皇帝抗衡，他廢除中書省，讓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事實上，六部的權(quán)力比較弱，后來他設(shè)置內(nèi)閣，但內(nèi)閣的作用只是顧問。因此，明朝皇帝直接決定天下大小事物，長期繁忙瑣碎的政務，壓得皇帝喘不過氣來。賢主勉強日理萬機、勤于政務，昏君則退居后宮不理朝政。大臣無權(quán)決定政務，皇帝又放任不管，百姓困苦、內(nèi)憂外患。由此，文人對朝政無能為力，又無所適從且時刻面臨危險，只求自己安心，尋一處寄托得以成全自身的心境?！靶膶W”便應運而生，主張“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心明便是天理”。“心學”讓修行者從自己的內(nèi)心尋求安寧，只有內(nèi)心安寧，一切都安寧了，這種思想對當時的士人是一種解脫?！读娲髱煼▽殙?jīng)》曾記載：“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無佛心，何處求真佛？汝等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明末心學大盛，文人將其精神注入藝術(shù)之中。
董其昌在萬歷十七年考中進士，從此仕途平穩(wěn)，一路升遷。在眾多官員中，董其昌是圓滑的，他經(jīng)常隱藏自己的觀點，去迎合別人。其實，在其內(nèi)心深處厭惡官場，他修煉“心學”，以這種方式解脫內(nèi)心的困苦，并在藝術(shù)上提出了“南北宗論”，認為北方的一些畫家如大小李將軍、趙伯駒、李成、范寬等人作畫太過硬、實、重，不如南方元四家空靈、柔曲、韻秀。他尤其反對馬遠、夏圭的畫法，草草幾筆便氣勢剛猛，斧劈皴太過尖銳、外露張揚，不夠內(nèi)斂、含蓄，再加上馬遠、夏圭是宮廷畫家，由于厭惡官場，也一并反對宮廷繪畫，將矛頭直對馬遠、夏圭。他認為，北方畫家是“漸修”產(chǎn)生的繪畫成果，任何人都可以通過后天的努力達到，而南方繪畫是“頓悟”，是天性，是才情自然流露的成果。董其昌作畫大多取法于南方畫派黃公望等文人畫家，善于仿古，從《高逸圖》《云山小隱圖》《關(guān)山雪霽圖》《夏木垂陰圖》中可以看出其筆墨造詣很高，用筆娟秀，用墨淡雅，筆墨趣味十足。
讀書人中有些在詩書藝術(shù)上有很高造詣的，但在仕途上歷經(jīng)坎坷，最后不得不回歸田園生活。明四家中的文徵明，年輕時拜諸多名家為師，文學師吳寬、書法師李應禎、繪畫師沈周，并與吳中名士祝允明、唐寅、徐禎卿交游，有“吳中四才子”之稱。文徵明的文才及畫名均享譽當?shù)兀诳瓶贾惺温涞?，直?4歲才被推薦，待詔翰林院。在京做官期間，看到政治腐敗、人心險惡，便一再上書乞求歸隱，1526年獲準歸鄉(xiāng)。從此，在家鄉(xiāng)寄情于詩書繪畫，創(chuàng)作步入鼎盛期。繪畫上摒棄了沈周的粗放，更帶有文人雅氣、儒家中和之氣，“心學”內(nèi)斂之氣，代表作有《雨余春樹圖軸》《綠蔭草堂圖》《惠山差會圖卷》等，畫卷中設(shè)色工致嚴謹，古典式的構(gòu)圖，用筆細膩，細密精致中平靜安詳。文徵明好友唐寅與他有著相似的命運。唐寅，出身于商賈之家，天姿聰慧，因受考場舞弊牽連而下獄，被廢除功名，此后便不再想出仕，隱居在蘇州桃花塢，潛心研究詩文書畫，并以書畫謀生，曾寫詩“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起來就寫青山賣，不使人間造孽錢”。命運的輾轉(zhuǎn)，讓他有狂放不羈、玩世不恭的性格和行徑，自刻印章，印文為“江南第一風流才子”，可見他的自負和文才。
總之，明代無論是宮廷繪畫還是文人繪畫，都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這些藝術(shù)作品生動地反映了明朝的政治體制、哲學思想、社會風尚，絢爛的藝術(shù)成就為后人留下了寶貴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