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贊、數(shù)、德”三種品格解析——中州學刊

 《易》有贊、數(shù)、德三種品質，《易傳》屢有論述，這三種品質的內在關系共同體現(xiàn)了帛書《易傳》的理性精神的內在架構，故對三者關心的論述分析就顯得十分必要，然在帛書《易傳》中將三者并列論述的僅有兩處，一見于帛書《衷》篇，言曰：“[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贊于神明而生占也，參天兩地而義數(shù)也，觀變于陰陽而立卦也，發(fā)揮于剛柔而[生爻也，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窮理盡性而至于命也”；一見于帛書《要》篇，言曰：“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幽贊而達乎數(shù)，明數(shù)而達乎德，又仁守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乎數(shù)，則其為之巫；數(shù)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總觀這兩段對“贊、數(shù)、德”的界分，我們可以看出：贊與占筮直接相關，乃巫者之事；數(shù)雖亦與占筮有關，然已擁有第二個層面的內涵，開始與天道自然相關涉，乃史者之事；德則完全擺脫占筮的束縛，直接凸顯《易》之人文價值，此乃孔子之價值追求?！暗隆迸c“贊、數(shù)”的界限易辨別，而“贊”與“數(shù)”由于都和占筮有關聯(lián)，所以不易分別，因為古之史官亦乃掌管占筮之職，故二者多有混同，但是《要》篇既將其分別而言，當是就其相異處而言，“巫”與“史”的相異處是史亦掌管“天文歷法”等，即亦與“天道自然”相關，故而言曰“參天兩地而義數(shù)也”，可見“數(shù)”是與“天地之道”相關的。由上可知，三者可以表述為：“贊”是體現(xiàn)《周易》之原始占筮之用；“數(shù)”則體現(xiàn)了《周易》之“自然理性”；“德”則體現(xiàn)了《周易》之“人文理性”。⑨也就是說這三個方面凸顯了帛書《易傳》的整體精神。
在帛書《易傳》作者認為，“贊、數(shù)、德”三者雖品質各異，然卻同等重要，共同構成《周易》的核心價值。雖然如此，然三者并非平鋪的并列關系，而是存在一個邏輯之遞進關系，這種邏輯是一種歷史的邏輯，即“贊”之用作為《周易》的原初之用，是邏輯的起點，途經(jīng)與人較遠的“自然理性”——“數(shù)”，歸結為與人德性相關的“人文理性”——“德”。就其邏輯之演進而言，并不存在一個孰重孰輕的關系，而是一體同重，共同構成了《周易》的一個發(fā)展演進史，且三者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環(huán)環(huán)相扣，緊密聯(lián)系。在帛書《易傳》中，《周易》之占筮作用已經(jīng)被《易傳》作者做了創(chuàng)造性的轉化，剝去了其原始宗教之神秘外衣，將其納入天道思想的整體框架下，被賦予了理性之精神。因此就三種品質所彰顯的精神而言，都是對理性的精神彰顯；就其內在之構成因素而言，無非自然理性與人文理性，二者相互依存，互相支撐，共同構造著帛書《易傳》之理性精神框架。
就價值取向而言，三種品質有高低上下之別。雖然帛書《易傳》吸收占筮思想，將其列為《周易》的重要思想內容，且把“自然理性”與“人文理性”同等并列，作為構成帛書《易傳》理性精神的重要因素，然就其價值歸依，或者說就其終極價值追求而言，帛書《易傳》的最高理想是追求以“人文理性”為基礎的整體人類“德義”之自覺和實現(xiàn)。何以言之？帛書《要》篇言曰：“贊而不達于數(shù)，則其為之巫；數(shù)而不達于德，則其為之史。史巫之筮，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贝硕文藢懣鬃印兑住穼W觀之的價值取向，孔子雖然充分肯定了“贊”與“數(shù)”的思想價值，然而他認為由“贊”達“數(shù)”，由“數(shù)”達“德”卻是一條既是必然又是必要的途經(jīng)，只有順此途徑方能獲得《易》道之真諦?？鬃诱J為他與史巫的區(qū)別，并不在于否定《周易》本身，而在于順著《周易》的自然邏輯發(fā)展，獲得的終極價值歸依不同，此即是所謂的“同途殊歸”之真義。其實孔子對“人文理性”的充分肯定體現(xiàn)的是帛書《易傳》作者的價值取向，從而進一步展現(xiàn)了帛書《易傳》所富含的理性精神整體架構的一個重要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