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出新”嚴家炎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對當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啟示-文史論文

將近一個星期，我都在讀這三大冊書，有一種深深的感動和滿足，我意識 到現(xiàn)代文學史的寫作似乎到了一個收獲的季節(jié)。去年，我們剛剛討論過吳福輝 先生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插圖本）；一年后，我們又來討論嚴家炎先 生主編的這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我曾說吳著是近年文學史研究中的集大 成之作，又有新的開拓；我想對嚴家炎先生主編的這三大冊書也作如是評價。但 兩書又各有特色，各有所長，從不同方面來集大成，作新開拓。兩書表面上的區(qū) 別是明顯的：一為個人寫作，一為集體寫作；一是研究性專著，一既是教科書， 又是研究性專著。吳著比較多地顯示了這些年文化研究觀念方法引入后現(xiàn)代文 學研究的新眼光，新認識；它的特點是“將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置于同時期的現(xiàn)代政 治教育出版學術思想發(fā)展的復雜關系網(wǎng)絡，由此形成的文學體制中，同時 突出了文學創(chuàng)造主體的作家，以及文學接受者讀者的復雜關系與接受途徑，因此 構成一個立體的，網(wǎng)狀的文學史圖景”。①同樣可以看出，本書也有文化研究的 視野，討論每一部作品，都詳細介紹其發(fā)表出版情況和讀者批評界的反應， 也很重視版本的考釋。講抗戰(zhàn)時期的歷史劇，就詳盡討論了其和同時期歷史研究 的關系。但本書的重點，卻是作家作品的研究，是這方面成果的集大成。弓丨人 注目的，還有兩書風格的不同。吳著在書的結構，作者敘述態(tài)度語言上，都有 自覺的新的追求，具有明顯的先鋒性；而嚴先生主編的三卷本，則顯得比較傳 統(tǒng)，結構雖有變化，只設章節(jié)二級，類似專題講座，但大的結構還是教科書的 寫法，沒有太大的變化。但在堅守傳統(tǒng)中又自覺追求創(chuàng)新，可以說是“守正出 新”。一“先鋒”，一“守正出新”，這大概也是反映了作者主編者其人其文的特點的。
我要講的是“守正出新”對當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啟示。我想講五個問題。
一本書是一部“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
這應該是主編嚴家炎先生一貫的文學史觀念和主張。他在1992年寫的《關于 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一文里，就提出“文學史顧名思義應該講的是 文學作品演變的歷史”。他反對將并非文學而屬于政治思想意識形態(tài)的論爭及 文章寫入文學史。②看來，這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是貫徹了主編的這一文 學史觀念的。我曾談到“現(xiàn)在的文學史寫作，越來越花哨了，卻把最基本的東西 忽略了：忘記了文學史的大廈，主要是靠作家，特別是大作家支撐的；而作家的 主要價值體現(xiàn)，就是他的作品文本。離開了作家和作品文本這兩個基本要素，就 談不上文學史。在我看來，這是常識。也許在一些人看來，這是一種過時的保 守主義的文學史觀，那么，我就甘愿堅守這樣的回到常識的，返璞歸真的文學史 觀念”。③在評價吳福輝的文學史時，我也表示過這樣的“遺憾”：“就總體而 言，本書長于對文學外部的描述，對文學內部的分析敘述，則有不足。這樣的 內外的區(qū)分或許也有問題，但本書對各文體的內在發(fā)展線索，對文學語言發(fā)展 的內在線索，以及文學風格發(fā)展的內在線索，未能作更精細的梳理，卻也是一個 缺憾。”④而吳著的不足，正是本書的長處。
許多人，特別是年輕學者不愿意在作家作品研究上下功夫，其中一個“理 由”就是這個領域的研究，特別是大作家的作品研究，已經(jīng)比較充分，難以出 新。這可能是一個誤解。在我看來，包括魯迅在內的大作家的研究，正處在一個 “新的開始”階段。大作家之所以“大”，就是他的作品含量大，其潛在思想 藝術可供不斷挖掘。而已有的研究都不免受到時代和研究者自身知識結構的限 制，后來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作出新的開掘，有新的發(fā)現(xiàn)和闡釋。
本書的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對作家作品，特別是大作家經(jīng)典作品的研究 和闡釋，達到了新的高度和深度。細分起來，又有四種方式。一是作出新的概 括。如將魯迅的《故事新編》界定為“表現(xiàn)主義的小說”（上冊第六章〕；對 艾青的兩個總體新定位：一是和杜甫筆下“唐代中國形象”，涅克拉索夫的“近 代俄羅斯形象”，惠特曼的“近代美國形象” 一樣，艾青塑造了“詩的現(xiàn)代中國 形象”，二和法國阿拉貢英國奧登一樣，是“左翼現(xiàn)代主義詩人”（中冊十六 章〕：這些新概括可能會引起爭議，但確實很有新意，有助于認識的深化。第二 種方式，是在已有的觀照下，作更深入的分析。如本書對茅盾小說的結構藝術， 敘事范型的剖析，就相當獨到細致，極富啟發(fā)性（上冊第十章〕。其三，是從 一個新的角度切入，有新的開拓。如對老舍與沈從文的研究，都注意到他們和 “五四”新文學傳統(tǒng)之間的縫隙，不和諧之處，甚至稱之為新文學的“異端”， 由此生發(fā)出去，就有了新的發(fā)現(xiàn)和概括。研究者注意到胡適與魯迅都對老舍評價 不高，進而指出：“老舍的民間文化趣味和輕松的表達方式和新文學作家有明顯的距離”，“審美取向，生活取向并不一致”，“老舍本人也與精英知識分子保 持距離”，自覺地迎合新興的文化消費市場：老舍或許就在這樣的差異中獲得了 自己的特色和獨特價值。研究者還特別注意到老舍“市民的國家主義”立場： “在他看來，國家安定富強秩序，都是第一位的。因為只有這樣，市民才有好 日子過?！边@就能夠較好地解釋老舍抗戰(zhàn)時期的積極表現(xiàn)，和他在1949年以后對 共產黨領導的新國家的擁護態(tài)度，為老舍研究打開了新的思路（上冊十一章〕。 對沈從文的觀照，也集中在他不同于“五四”啟蒙立場的“鄉(xiāng)下人”立場和他對 “五四”，“改造國民性”主題的質疑，從而認為沈從文創(chuàng)作的特點與貢獻，在 于“揭示出被啟蒙主義遮蔽的民間世界的真相”，創(chuàng)造出“與啟蒙文學所描繪的 完全不同的充滿生氣和野性的生活圖景”〔中冊第十二章〕。這樣的分析都是別 開生面的。其四，是和現(xiàn)有的研究熱潮保持距離，作冷靜的獨立思考，而作出更 為復雜的評價。這突出地表現(xiàn)在對張愛玲的論述。這些年持續(xù)不斷的“張愛玲 熱”其實是遮蔽了許多更清醒的聲音的。我注意到被許多人認為深受張愛玲影響 的王安憶，就談到張愛玲“放過了人生更廣闊及深厚的蘊含”，“很容易地，又 回落到了低俗無聊之中”。⑤本書的分析，或許更具有學理性。研究者抓住了張 愛玲生活的“亂世”的時代特點，及其自身的“末世”之感，比較準確地概括了 張愛玲作品的主題：“傳寫末世人性之變和亂世的人性之?！?，揭示了她作品所 特有的“既反傳奇，又不無傳奇性”的敘事，由此而充分肯定其創(chuàng)作所達到的 “過人的心性深度”和“富于韻味的文學語言”，同時又指出這樣的選擇可能付 出的“風格不高”的代價，以及張愛玲耽溺于傳奇趣味而缺乏反省節(jié)制，結果導 致了人性觀人生觀的下滑，美學趣味的偏至，提出了一套“但求個人安穩(wěn)于現(xiàn) 世，不妨茍全于亂世”的“亂世生存哲學與生存美學”，“一代才女的傳奇終于 只有一個好的開頭，而未能有一個好的收場”〔中冊第二十章〕。這樣的復雜化 的剖析和評價，既比較切合作家創(chuàng)作實際，又認真總結了其中的歷史經(jīng)驗教訓， 更具有警世的作用。一一本書以上研究成果，都顯示了在作家作品研究深度上努 力出新的趨向，在這方面不斷開拓的天地是很廣闊的。
本書研究的另一個趨向，就是恢復文學本性的自覺努力，對文學本體，文 學形式和文學審美的關注。這其實也正是當下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問題，即是越 來越遠離文學，不像“文學研究”了。當然，這些年我們對“文學”的理解，確 實發(fā)生了很大變化，認識到文學，尤其是現(xiàn)代文學，不只是指文本，而且包含了 文本的生產與流通，作者主體精神的滲入，以及讀者的接受，這就是文化研究得 到普遍認可的原因；但這并不應導致對文本的忽略，文學的一些基本點，例如文 學的審美性，更是不能否認與忽略的。我曾寫過《文學本體與本性的呼喚》的文章，寫于2000年，至今已經(jīng)有十一年，堅守文學本體研究的人卻越來越少了?；?許正因為如此，我讀本書，最感興趣的，就是在吳福輝那里沒有充分展開的文學 內部因素發(fā)展線索的細致而精當?shù)氖崂砗头治?。本書對小說詩歌散文文體的 流變，文學創(chuàng)作方法發(fā)展的流變，文學風格發(fā)展的流變，都有一以貫之的關注與 描述，其中尤為精彩的，是對從魯迅廢名茅盾吳組緗李劼人到沈從文 老舍沙汀路翎錢鐘書師陀蕭紅張愛玲對小說模式的創(chuàng)造的貢獻的梳 理與概括，都讓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爸陨⑽摹备拍畹奶岢?，也頗具啟發(fā)性。 相形之下，戲劇文體的發(fā)展線索不夠明晰，對文學語言的發(fā)展未能給予更充分的 關注，這都留下了遺憾，也就有了進一步開拓的余地。
以上所說：以作家作品研究為中心，注重文學本體的研究，這其實都是文學 史研究的本分，本職，這些年有所忽視，本書的示范，就具有回到原點的意義。
這里，還涉及文學教育的問題。這也是這些年的怪事：學生對于現(xiàn)代文學可 以侃侃而談，但卻沒有好好讀作品。我曾經(jīng)對中學語文教育下過一個“定義”： “語文課就是愛讀書寫作的老師，帶領著學生讀書寫作，從中感受快樂和生 命的意義”；在我看來，大學的文學教育的本意，基本任務，也就是引導學生認 認真真地讀文學作品。最近讀到陳平原先生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他也在那 里呼喚大學文學教育中“那壓在重重疊疊的‘學問’底下的‘溫情‘詩意’和‘想象力’。”這是切中時弊的：當下大學文學教育中的知識化技術化的1面 向，文學教育本應有的人文精神的培育性情的熏陶想象力的激發(fā)一一功能的 弱化以至喪失，確實令人擔憂。本書作為教科書，或許在引導學生讀文學原著上 可以起一個示范作用。一順便說一點，我讀本書的敘述，在感受其知性分析力 量的同時，也處處感到一種或濃或淡的詩意，這才是“文學的”敘述，卻是許多 文學教科書所忽略的，本書在這方面，也有示范的意義。
二本書的“守正”特點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對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中的許多 重大問題的“中庸”立場，還原歷史的復雜性豐富性的自覺努力。
現(xiàn)代文學本身的發(fā)展，以及文學史的敘述，都會遇到一系列不能回避的問 題。如新文學與通俗文學，左翼文學和自由主義文學，現(xiàn)實主義文學與現(xiàn)代主義 文學的歷史地位評價，及其背后的雅與俗，古與今，中與外，個人與社會一 的關系，歸根結底，就是對文學現(xiàn)代性的認識問題。而在很長時間里，支配著我 們的歷史進程和歷史敘事的，都是非此即彼，非正確即錯誤的二元對立的思維。 就以文學史的敘述而言，我們曾有過等級制的歷史敘述，視新文學左翼文學 現(xiàn)實主義文學為正統(tǒng)，而將通俗文學自由主義文學現(xiàn)代主義文學視為非正統(tǒng)非主流，甚至逆流反動反革命。后來撥亂反正，又反過來，視自由主義文學為“真正的文學”“純文學”；把現(xiàn)代主義等同于文學現(xiàn)代性；也有人鼓 吹唯有通俗文學才是中國本土的文學，而新文學不過是舶來品；舊體詩才是詩， 新詩不是詩；與現(xiàn)實保持距離的，閑適的文學才是“正宗”，介入現(xiàn)實政治斗爭 的文學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非文學” 一一等等，革命文學左翼文學 解放區(qū)的工農兵文學的合理性合法性都受到了質疑。這些年，魯迅不斷受到挑 戰(zhàn)，甚至有人揚言，要把魯迅“拉下人壇”，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值得注意 的，近來在批判普世價值的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的熱潮里，又出現(xiàn)了貶抑主要借 鑒西方文學資源的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苗頭，好像向西方學習成了原罪，更有人尖銳 批判“五四”啟蒙主義傳統(tǒng)，重提：改造國民性的命題是“殖民主義話語”。在 強調文學的現(xiàn)實關懷時，似乎又出現(xiàn)了貶抑和現(xiàn)實保持距離的作家作品的丨面向。 凡此種種都表明，對歷史評價的分歧論爭，已經(jīng)成為當下中國思想文化學 術界的一個焦點問題。作為現(xiàn)代文學的研究者，有責任對這些問題作出我們的回 應，這也可以說是學術研究應有的現(xiàn)實關懷。
我們的回應當然應該是學術科學理性的。這里的關鍵，就是要從二元對立的思維中走出來，結束不是絕對肯定，就是絕對否定，在兩個極端中搖擺的“鐘擺現(xiàn)象”，回到“中點”，也可以說是回到“中庸之道”上來。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像嚴家炎先生一貫強調的，要從歷史的事實出發(fā)，而且是歷史的“全部事實”，而不是經(jīng)過主觀篩選的片斷的，甚至是歪曲的事實。所有的判斷與概 括，都必須經(jīng)過歷史事實的檢驗；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歷史學者，不但要重視有利于自己論斷的事實，更要重視不利于自己原有論斷的事實，從而作出某種修正。這就需要：一有努力收集，以至窮盡有關史料的功夫，二有敢于正視事實的勇氣和科學態(tài)度，三要有善于處理復雜問題的學術能力。在我看來，以嚴家炎先生為首的《二十世紀文學史》的研究團隊，在這三方面都做得很好。因此，本書1在處理許多文學論爭，例如三十年代魯迅和梁實秋關于人性論的論爭，十年代左翼和戰(zhàn)國策派的論爭時，就不再簡單地作歷史的判決，而是首先弄清論戰(zhàn)雙方 的全部觀點及其內在思想邏輯，有一個全面的客觀的理解，充分揭示其內在的復 雜性，又能在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下，揭示問題的實質。再如本書對“五四”時期 新文學對黑幕小說的批判的敘述，首先對“黑幕小說”出現(xiàn)的背景實際創(chuàng)作情況作了詳盡的考察；不僅注意到新文學陣營方面批判的依據(jù)和主要觀點，同時又不回避新發(fā)現(xiàn)的史實：最早起來批判的，是被認為屬于鴛鴦蝴蝶派的包天笑。由此作出的歷史描述與分析，就充分地復雜化了。
而正是這樣的復雜化的敘事，就能更好地揭示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真實狀況。本書用了大量史實，描述了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進程：最初相互對立的兩派，怎樣在論爭中相互吸取補充，最后達到了歷史的“綜合”。三十年代的左翼現(xiàn)實主 義的詩歌與現(xiàn)代主義詩歌，原本是相互對立的，而且這樣的對立推到極端，就都 出現(xiàn)了一種“虛驕之氣”：左翼方面的“幼稚的吶喊”和現(xiàn)代主義詩歌中的“庸 俗的藝術至上主義”。但到了四十年代，在歷史現(xiàn)實的推動下，左翼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思潮都克服了自身的虛驕，自覺向對方吸取，而達到了良性的互動。正是在這樣的互動與綜合中，才出現(xiàn)了艾青和馮至兩個現(xiàn)代詩歌的高峰，以及穆旦等一批“注重綜合思維”的現(xiàn)代主義詩的“新生代”。如本書所分析，這背后其實是有一個對“詩的現(xiàn)代性”的新體認的：由二三十年代象征派現(xiàn)代派簡單地以“純粹”相標榜，以“摩登”為現(xiàn)代，到承認對現(xiàn)實的關懷與承擔也是詩的現(xiàn)代性的題中應有之義，這都標志著對詩歌，以至對整個文學現(xiàn)代性觀念綜合中的成熟的（中冊十五章十六章〕。事實上，新文學與通俗文學之間，也存在著這 樣的發(fā)展，由最初的對立，到逐漸相互吸?。涸谕ㄋ孜膶W方面，出現(xiàn)了張恨水這樣的自覺吸取新文學營養(yǎng)的大家（中冊十二章〕，而在曹禺茅盾這樣的新文學重鎮(zhèn)的作品里，也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通俗文學的因素。
三本書不僅“守正”，更有“出新”，而且有自覺的追求。 嚴先生在《后記》里，說本書的最大特點是“具有比較豐厚的原創(chuàng)性”， 本書的作者“不肯走現(xiàn)成的捷徑，依然從發(fā)掘占有相關的原始材料做起，在吸 取前人和當代學人研究成果的同時，勤奮地奉獻出自己的誠實勞動”。這里有兩 點很值得注意。其一是追求學術“原創(chuàng)性”。本書提到了一味追求新鮮刺激的將 “現(xiàn)代”時尚化的“摩登主義”，是追求現(xiàn)代性的現(xiàn)代文學容易落入的陷阱（中 冊十五章〕；在我看來，這也是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一個陷阱。因此，嚴家炎先生通 過本書的示范性寫作，倡導學術研究的“原創(chuàng)性”，不僅是對那些陳陳相因，剪 刀加漿糊的模仿變相抄襲之作的當頭棒喝，而且也是對以時髦為創(chuàng)新的“摩登 病”的一個針砭警示。
其二，如何追求原創(chuàng)性？本書的經(jīng)驗是，要實實在在地“從發(fā)掘占有相關原始材料做起”。這也是自有針對性的：因為很長時間，許多人都是以新理論包 裝舊材料為原創(chuàng)性的。
本書因史料的新發(fā)掘而達到新認識，是隨處可見的。僅舉二例。首先當然是最引人注目，也是嚴先生最為看重的陳季同及其所創(chuàng)作的《黃衫客傳奇》的發(fā) 現(xiàn)。陳季同文學觀念中的“世界文學”的概念，以及他的具有鮮明現(xiàn)代性的作品 產生于法國，并用法文寫作，這都顯示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在其歷史的孕育時期，就 有著與世界文學溝通的自覺意識。這當然只是“文學地殼變動”的“預兆”，很 難說就是現(xiàn)代文學的開端，但對我們理解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生，還是有重大意義的。本書十五章對抗戰(zhàn)時期詩歌中的“反抒情詩派”與“新古典主義詩潮”的發(fā) 掘梳理和概括，也具有重要的史的意義。尤其是“新古典主義詩潮”以南京高 校為中心，那里曾經(jīng)是“五四”時期學衡派的重鎮(zhèn)，其代表詩人都是黃侃吳梅 的學生，一方面和其前輩一樣，重視中國本土詩歌傳統(tǒng)，但又不局限于此，自覺 吸取外來現(xiàn)代主義詩歌經(jīng)驗，追求“古典的優(yōu)雅美與現(xiàn)代新感覺的融合”，是為 “新古典主義”。這樣，老一輩的新與舊中與外的對立，到學生輩這里，就發(fā) 展成新與舊中與外的互動融合，這本身也是顯示了我們在前文所說的現(xiàn)代文 學發(fā)展的歷史軌跡的。
四本書原定五年完成，實際用了八年。這里固然有集體寫作難免發(fā)生的 拖延時間的因素，但確實有“八年磨一書”的意義。這使我聯(lián)想起前不久《廢名 集》獲獎的事，那是“十年編一書”，這都是具有某種象征性的。如果再聯(lián)系到 嚴家炎先生早在上一世紀六十年代就參與了唐鎪先生主編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 的寫作，八十年代初，又積極主持該書的修訂工作，成為副主編；而這部嚴先生 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和唐鎪本顯然有一個承接的關系。那么，嚴家 炎先生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已經(jīng)“磨”了五十年。這背后所顯示的 學術“沉潛精神”和“韌性精神”，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
如果聯(lián)系當下學術界的浮躁之風，就更能顯示本書的榜樣意義。記得好幾年 前，劉納先生在金華召開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曾發(fā)出過“寫自己想寫的東西” “寫慢點”的呼吁。前者是強調堅守學術的獨立自主性，后者則強調克服學術的 浮躁心態(tài)，不寫粗制濫造的學術垃圾，扎扎實實提高學術質量和品位。當時我就受到了震動：我也是寫得太快一一當然，我也可以為自己作點辯解：我寫得很快，但醞釀時間卻都很長。當然，寫得太快，太濫，也有學術體制和評價標準的原因。從另一面說，也要防止走到極端，過于追求完美而寫得太少，最后很容易變成眼高手低。
這又使我想起了讀本書時的一點感觸。本書十六章談到馮至的“莊嚴的生 活態(tài)度和創(chuàng)作態(tài)度”，以及他對文學，對社會的“承擔”。因此，他就能夠做到 堅持“漫長歲月的默默積累和生死以之的嚴肅準備”，然后就會有一個“一舉讓什么都有了交代的完美瞬間”。其實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又何嘗不是如此。本書的寫作，同樣是“漫長歲月的默默積累”，想想嚴家炎先生已經(jīng)“嚴肅準備”了五十年，然后就有了這煌煌大作終于完成的這一 “完美瞬間”。這書背后的莊嚴的生活態(tài)度學術態(tài)度和對學術社會的承擔，是不能不引發(fā)我們的同樣莊嚴的 思考的：關于學術的意義，關于我們的學術責任，等等。
我還由此感受到一種從研究對象中吸取資源，自身的精神得以升華的快樂。我最近曾到河南和農村的老師進行交流，其中就談到了“老師和學生在教育中一 起成長”；今天出席這本書的研討會，也想到學術研究同樣應該是研究者自身生 命成長的過程：或許這才是學術研究的真正魅力所在。
最后要說的，是研討這本書，不能不談到本書的主編嚴家炎先生。當我讀到 嚴家炎先生在《后記》里談到他所做的工作，除親自撰寫其中重要章節(jié)外，還負 責統(tǒng)一修改全稿，增補二萬余字，壓縮一萬四千余字，查對改正了不少差錯， 這一切都是在年老體衰，視力嚴重下降的情況下完成的，我不只是深受感動，而且是大感震動。我想得很多。特別想到嚴家炎先生對我們學科的貢獻。我們前不久剛舉行過樊駿先生的追思會，我也寫過文章。其實我們在講到樊駿先生時，幾乎同時也想到了嚴家炎先生。他們不僅彼此相知最深，而且在學科建設發(fā)展中幾 乎起到相同的作用。我的文章說樊駿先生“參與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傳統(tǒng)的構建”，嚴家炎先生也是參與構建的不可或缺的奠基者之一。許多人都說樊駿是我們現(xiàn)代 文學研究界的“學術警察”，其實嚴家炎先生以他的“嚴上加嚴”的態(tài)度和作 風，也同樣起著學術警戒的作用：在嚴家炎先生面前，任何人都不敢馬虎。
我還想談談嚴家炎先生的學術思想，在我們學科建設上所起到的作用。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三篇文章，對現(xiàn)代研究界影響也最大。
我在《我們所走過的道路》一文里，談到八十年代初學科重建時，有幾篇 指導性的文章，一篇是王瑤先生的《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工作的隨想》，確立 了學科“既是文藝科學，又是歷史科學”的“質的規(guī)定性”；樂黛云先生的《了 解世界文學研究發(fā)展狀況，提高現(xiàn)代文學研究水平》，打開了學科發(fā)展與世界聯(lián) 系的通道；而嚴家炎先生的《從歷史實際出發(fā)，還事物本來面目》（后收《求實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則完成了學科“歷史品格”的重建。 嚴先生在文章里，用大量的事實，說明“隨意修改歷史，隱瞞事實真相的不科 學反科學的做法”，已經(jīng)產生了歷史科學本身的信用危機。因此，大聲疾呼要 “敢于說真話，敢于如實反映歷史”，強調“只有真正實事求是，現(xiàn)代文學史也才有可能成為一門真正的科學”，“只有從歷史實際出發(fā)，弄清基本史實，尊重 基本史實，把認識統(tǒng)一到作品和史料的基礎上，這樣總結出來的經(jīng)驗和規(guī)律，才比較牢靠，比較扎實，也才有助于我們較好地轉變學風”。這里所說的“以接觸原始材料作為研究起點，強調從史實出發(fā)，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和學風”，不僅 是嚴家炎先生此后幾十年一以貫之的基本學術思想作風，而且也是許多學術前 輩共同倡導與身體力行的，深刻地影響了現(xiàn)代文學研究界，形成了一個傳統(tǒng)。嚴家炎先生正是這一傳統(tǒng)最有力的開創(chuàng)者和堅守者之一。
嚴家炎先生第二篇影響深遠的文章是《走出百慕大三角區(qū)一談二十世紀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批評的一點教訓》，此文寫于1988年12月，收《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我們知道，一旦進入百慕大地區(qū)，輪船會沉沒，飛機也會出 事；嚴先生認為，“五四”以來，中國的文藝批評，學術研究，也有這樣的危險 區(qū)，他稱為“異元批評”，又稱“跨元批評”，“在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 作品之間，硬要用某‘元’做固定不變的標準去評判，從而否定一批可能相當出 色的作品的存在價值”。比如用現(xiàn)實主義標準衡量現(xiàn)代主義浪漫主義的作品， 反過來用現(xiàn)代主義標準衡量現(xiàn)實主義浪漫主義作品，等等。嚴先生針對這樣的認識誤區(qū)，做出了一個重要判斷：“二十世紀文學的一個根本特征，就是多元并存。”話雖一句，卻確立了嚴家炎先生的基本學術觀點，學術立場態(tài)度和方 法，即以揭示現(xiàn)代文學“多元并存”的歷史復雜性和豐富性為己任，以開闊的視野，寬容的態(tài)度，看待現(xiàn)代文學的不同追求的作家與流派，并以多元的變動發(fā)展 的標準去衡量不同質不同“元”的文學作品。嚴家炎先生的這一 “多元并存” 的文學史觀念和方法論，對學科的發(fā)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成為文學流派研究 和通俗文學研究的理論依據(jù)和基礎。他自己也是這兩個領域重要的開拓者。他對茅盾吳組緗沙汀等的“社會剖析的現(xiàn)實主義”，路翎等的“體驗的現(xiàn)實主義”的概括，命名，被廣泛接受，幾成定論。他對新感覺派和金庸的研究，都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意義。而他對魯迅創(chuàng)作方法多元性的揭示，“復調小說”的概括，也都是魯迅研究的重要收獲。這里所說的小說流派研究，金庸研究，魯迅研究，再加上對丁玲的研究，就構成了嚴家炎先生在現(xiàn)代文學研究的具體領域的四大貢獻。當然，嚴家炎先生的主要貢獻，還是他五十年一貫的對現(xiàn)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以及對整個學科的推動。
還要特別指出的，嚴家炎先生的這些研究曾經(jīng)引發(fā)過一些爭論，其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關于金庸的論爭，關于七月派小說的論爭。在論爭中，嚴家炎先生 都堅持用事實說話，據(jù)理力爭，其基本立場就是要維護文學的多元并存和文學研究批評的多元性。在這樣的原則問題上，嚴先生是態(tài)度鮮明堅定，絕不含糊 的，這和他在學術上的寬容是相輔相成的，在學術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關于“五四”新文學的評價的論爭中，嚴家炎先生發(fā)表了《不怕顛覆，只怕誤讀》一文（載《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97年1期〕，文章不長，卻有重要的 意義。嚴先生認為，“反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意見，自來就有。 新儒學后現(xiàn)代之類的顛覆，也不必多慮。值得注意的，我以為倒是對‘五四’的誤讀。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說成是‘歐洲中心論的產物’；責備‘五四’ 新文化運動‘全盤反傳統(tǒng)’，造成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斷裂，都是不符合史實的誤 讀。對‘五四’反對派的意見，也要防止和警惕誤讀，并非一講‘五四’毛病就是‘顛覆’”。他的態(tài)度是：“我們贊美‘五四’，繼承‘五四’，又超越 ‘五四’?！薄安慌骂嵏病?，表現(xiàn)了嚴先生的開闊心態(tài)，在他看來，歷史與現(xiàn)實 的一切，當然也包括“五四”，者卩是可以批評的；“只怕誤讀”，是他一貫的從 事實出發(fā)的態(tài)度，對建立在誤讀基礎上的批評，是要論爭辯駁的，其所依據(jù) 的，依然是事實。因此，嚴先生近年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對“五四”新 文化運動的一些引起爭議的重大問題的重新考釋，寫了一些很有分量的文章。
而“繼承‘五四’，超越‘五四’ ”，則為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在面臨新的挑 戰(zhàn)時，所應有的態(tài)度，提出了一個原則：一方面，要堅守學科的基本立場，維護 和繼承“五四”新文化傳統(tǒng)；另一方面，又不要將其凝固化，不回避所存在的問 題，要有新的發(fā)展和超越，這樣就可以使學科的發(fā)展，保持一種開放的態(tài)勢。在 我看來，嚴家炎先生所提出的這一“既堅守，又開放”的原則，對現(xiàn)代文學學科 的健康發(fā)展，是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的。
應該說，嚴家炎先生的三大學術思想：堅持從史料出發(fā)的實事求是的原則與 學風；多元共生的文學史觀和方法論；繼承堅守“五四”，又超越“五四”的 基本立場，在他主編的這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里，是得到認真的貫徹和體 現(xiàn)的。這構成了本書內在的學術思想與精神，是其底氣所在。
在結束這篇文章時，我又想起了嚴家炎先生的一個評價，他說，我們現(xiàn)代文 學這門學科，發(fā)展路子比較正，學風也比較正。這樣的學術正氣，是由學科開創(chuàng) 者的第一代學人，王瑤唐鎪李何林賈植芳田仲濟陳瘦竹錢谷融一 諸位先生奠定的，又經(jīng)過以嚴家炎樊駿先生為代表的第二代學人的培植與堅 守，已經(jīng)形成一個傳統(tǒng)。現(xiàn)在，我們在本書的主要撰稿者，事實上已經(jīng)是本學科 的骨干和帶頭人的中年學人這里，又看到了這樣的學術“正路”學術“正氣” 的新的堅守，繼承與發(fā)展，這是我讀這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最為感動和滿 足之處，我從中看到了學科發(fā)展的希望。因此，也要向本書的主編和所有的撰稿 者表示最大的敬意。
注釋：
①④ 錢理群：《是集大成，又是新的開拓一一我讀吳福輝〈中國現(xiàn)代文學發(fā)展史〉丨插圖本〕》，《文藝爭 鳴》2010年第13期。
②嚴家炎：《關于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問題》，《世紀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出版，第264~265
頁。
③錢理群：《“以作家作品為主體的文學史”寫作的嘗試》，《海南師范大學學報》2007年第6期。
⑤王安憶：《世俗的張愛玲》，《文匯報》2000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