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國音樂文獻外譯研討會暨《中國音樂詞典》(英文版)專家咨詢會”綜述-音樂論文

　　一、讀者對象問題

　　湯亞?。ㄉ虾Ｒ魳穼W院）在《音樂文獻外譯三題及對〈中國音樂詞典〉（英文版）建議》發(fā)言中，認為閱讀對象可以分為國外的音樂漢學家、一般音樂工作者和業(yè)余愛好者三類，據(jù)此音樂翻譯應該有所區(qū)別。對于音樂漢學家而言，翻譯應該遵循學術化和漢語行文習慣；對于一般音樂工作者，翻譯應當進行適度地改寫，刪除過于冷僻的詞條；而較業(yè)余愛好者而言，翻譯應當完全改寫、并至通俗化。林青華（香港浸會大學）的發(fā)言以《為西方讀者寫中國音樂：基本方式和文化差異》為題，就１９世紀的外國旅行家、傳教士撰寫中國音樂文本為例，提出文獻翻譯的著者、譯者、讀者三者之間在內容需求、寫作形式上的相互關聯(lián)，強調英譯文章要考慮讀者群體。

　　二、外譯中的技術問題

　　方建軍（天津音樂學院）以《中國古代音樂史料英譯的幾個問題》為題，闡明翻譯是一個合作的過程，它需要各專業(yè)領域的通力合作，既需要外國的學者：漢學家、華裔學者，也需要具有中西文化交融背景的中國學者，這對準確翻譯中文原意會起到重要的學術作用。鐘思第（Ｓｔｅｖｅｎ Ｊｏｎｅｓ，倫敦大學）在《術語與思維》的發(fā)言中列舉了翻譯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語法、詞法、理解以及應用的眾多錯誤類型。他提出四點建議：第一、由國內音樂翻譯工作者進行初稿翻譯，英語國家漢學家修改潤色；第二、國內學者用漢語改寫原文本，由英語國家漢學家直接翻譯；第三、與英美音樂出版社合作；第四、聘請英語音樂詞典專家或英語國家音樂漢學家擔任雙主編。文圣博（Ｊｏｈｎ Ｗｉｎｚｅｎｂｕｒｇ，香港浸會大學）以《音樂翻譯中的若干問題》為題，介紹了一些中國音樂研究的英文書籍和文章，列舉了其中的翻譯問題，最后建議要形成一個系統(tǒng)的翻譯體系。任達敏（星海音樂學院）從《音樂文獻中文英譯的常見問題》談起，對《星海音樂學院學報》作者英文摘要修改中常見問題進行了歸納，指出文獻翻譯中的“陷阱重重”，如語法、用詞、語義的理解和使用問題。李幼平（武漢音樂學院）《西方人對中國學者所講中國音樂史的異議》則認為，翻譯除了語言自身的問題，還要注意專業(yè)狹義性以及中西學術思維差異問題。

　　三、音樂翻譯專業(yè)人才的培養(yǎng)問題

　　劉紅柱（中央音樂學院）在《對中央音樂學院音樂文獻翻譯文獻專業(yè)的思考》中，詳細介紹了中央音樂學院文獻翻譯專業(yè)的成立、發(fā)展和課程設置情況。提出在專業(yè)培養(yǎng)方面，還需要加強中譯英的書面翻譯能力、口譯能力并且增加翻譯課程的學習深度和廣度。湯亞汀同意劉紅柱的觀點，認為專業(yè)學習中應側重于一般的翻譯課程和語言課程的學習，因為就翻譯工作而言，首先是一種特殊的技術工作，如同鋼琴]奏，首先要會彈鋼琴一樣，特別是有必要重新評估翻譯專業(yè)的畢業(yè)論文設計。

　　 四、《中國音樂詞典》“詞條”藍本及翻譯問題

　　《中國音樂詞典》（英譯本）（以下簡稱英譯本），以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音樂詞典》編輯部，于１９８４年由人民音樂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音樂詞典》（精裝本）和１９９２年出版的“續(xù)編”為翻譯藍本。歷時５年，由張伯瑜、Ａｚａｌｅａ Ｂｉｒｃｈ?穴美國?雪、孫靜、王小夕、劉舒、趙君等人組成的翻譯團隊共同完成。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英譯本”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同時提出許多中肯的修改建議和意見。

　　湯亞?。阂y(tǒng)一曲名、樂器、體例，中文和拼音要用斜體字等問題。張振濤（中國藝術研究院）：條目自身根據(jù)內容可以采用５００、１００、５０三種字數(shù)原則，同時采用最新專家的成果，在索引問題上，采用兩種方式，以方便中西方讀者查閱。陳荃有（中央音樂學院、《音樂研究》）：此項翻譯工程在程序上，需要分專家小組進行討論。楊民康（中央音樂學院）述及少數(shù)民族的詞條翻譯問題，建議采用國際音標注明，同時使用拼音標注漢語語言以及約定俗成的英語譯文的三種標注。李玫（中國藝術研究院）：律學與宮調中的各種比值關系可用表譜輔助翻譯。劉經(jīng)樹（中央音樂學院）從術語學角度，關注翻譯問題中的能指問題和所指問題。李國明（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則提出要力圖使沒有中國音樂背景的人看懂我們要說的內容。項陽（中國藝術研究院）“英譯本”是一項很大的系統(tǒng)工程，特別是如何反映最新的學術成果，它既需要專家學者的支持，同時也是翻譯者學養(yǎng)的體現(xiàn)。

　　綜而述之，雖然此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中國音樂文獻外譯”的問題，實際在討論的過程中，已經(jīng)向縱深層面擴展。首先，音樂翻譯的問題深入到文化的根源問題：普遍認為外譯文獻應當既服務于國外的漢學家，也要服務于國內的音樂工作者，從而對文獻的中文文本內容進行重新的框定。其次，從單一的漢英翻譯技巧問題延深到英漢雙向翻譯問題和語言文化的理解問題，如翻譯中諸事項的統(tǒng)一問題。第三，對外譯文獻輯錄問題的提出。這是一個反映當代學者的專業(yè)素養(yǎng)和新時代編輯體例的問題，也是文獻翻譯的一個基礎性問題。

　　辭典翻譯的“總工程師”張伯瑜就該項工程的意義給予如下定位：無論是中國的傳統(tǒng)音樂，還是中國近現(xiàn)代所進行的各類音樂研究，都是人類文化的共同遺產(chǎn)，應該與世界共享。與世界進行“交流”這一宏觀的理想，最終的目的是達到相互的理解和溝通，而憑借的方式必須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因此，溝通——交流——理解是這一活動的三個層次，也是三層意義。中國音樂文獻外譯工作，標志著我們的學者正努力用西方的語言闡述中國的內容，在努力融入世界文化中力圖推進中國音樂學研究的國際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