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對西漢士人政治思想的影響

西漢時期的儒學有著自己的特點,第一就是西漢開國初期的儒道之爭。西漢初年的行事有許多是對亡秦行事的直接反彈,漢初崇尚道家黃老思想的清靜無為針對的便是秦朝法家的亟求有為所帶來的種種弊端。因此,自然而然的,儒家思想也就一直沒有成為當時的主流思想。另外從統(tǒng)治者自身看,高祖劉邦一直以來非常厭惡儒生,《史記·酈生列傳》載: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庇?“酈生踵軍上謁……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婀?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假見儒人也?！盵1]而惠帝時的丞相陳平、曹參以及以后的文帝、景帝、乃至武帝初年的竇太后也都是道家的支持者。竇太后甚至誅殺了武帝的儒學老師趙綰、王臧,并把批評了“老子為家人言”的儒學大師轅固生逼入斗獸圈與野豕作戰(zhàn)便。但是,當儒生靠著本身在書本、古學上的學問知識以文化教育謀生,同時由于漢初很多人珍惜書本重視古學,因而儒學在政府體制之外大有增進,而政府中人也因時代的需要和文化社會上的壓力不得不選用儒生。[2]因此,以此為契,儒士隊伍的的壯大也就促進了儒家思想的普及。另一方面,經(jīng)過漢初統(tǒng)治者采取的“無為而治”基本國策使?jié)h初經(jīng)濟得以迅速恢復,政治得以鞏固。經(jīng)過幾十年的修養(yǎng)生息,到漢武帝時,經(jīng)濟獲得了長足的發(fā)展,積累了巨量財富,“無為而治”的思想和政策顯然已不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由于政權鞏固,經(jīng)濟繁榮,武力強大,也就要求從思想上樹立起適合專制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意識。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的天人三策,君權神授的觀點,正適應了當時思想轉變的需要,為漢武帝的專制統(tǒng)治提供了理論依據(jù),因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為武帝所采納,使儒家思想從此成為歷代封建王朝的統(tǒng)治思想。因此,太史公《自序》言漢初思想大勢謂:“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盵3]
西漢儒學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古文經(jīng)文與今文經(jīng)學之爭。董仲舒是西漢今文經(jīng)學的創(chuàng)始人,是首先變樸學為西漢經(jīng)學的大師,今文經(jīng)學反映著統(tǒng)治階級當權部分的政治利益;和它相對立的古文經(jīng)學,反映著不當權部分的政治要求,就是要求古文經(jīng)學也作為入仕的一條道路。因此,今、古文之爭實際上是齊、魯之爭。是魯?shù)乇Ｊ貥銓嵉膶W風和齊地喜好浮夸,好講陰陽五行之風之爭。[4]
二、西漢儒士的政治思想
儒家一貫主張為人應修身、養(yǎng)性、齊家、治國、平天下,士人要想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就必須先要學習修身。荀子在《修身》篇中說: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士君子不為貧窮怠忽道。而《孟子·盡心》篇也屢言“修身”: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儒家論修身兼顧“窮”與“達”兩面?！斑_”是得君行道,可以使天下治;“窮”則不為權勢所屈,以致枉“道”從之。而后一義尤為重要,因為不這樣,那么便不能維護“道”的尊嚴。[5]“窮且意堅,不墜青云之志”也便成了古往今來士人所堅守的信條。
在儒士的思想中最總要的就是敬天忠君:可以說是儒士政治觀的根本原則。儒士的個人目標是出仕為臣,做君主的忠誠輔佐。為保證這一目標實現(xiàn)并能延續(xù)下去,其首要條件和最高要求都是忠君亦即敬天。天命天意亦是要臣子忠君,忠君就是忠于天命天意,君主是上天的代理因此也要求臣子必須絕對忠誠。及至西漢時期的儒士也無不敬天,或者敬而遠之,不言天道;或者大講天道天意之可怕,如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偠灾畬τ凇疤臁币灰次?二要奉順。對于“天”,不僅用以自律且是儒士用以律人壓人的法寶,即便是帝王之尊若有不對也可借天來指責之。
春秋時期的巨作《呂氏春秋》把五行配人到四時之中,更配上他們認為與四時相應得政令與思想,第一次建立了以陰陽五行為依據(jù)的宇宙、人生、政治的特殊構造。此一特殊構造,給漢代思想家們以重大的影響,尤其是董仲舒所受到的影響最為深刻,他由此而把陰陽四時五行的氣認定是天的具體內容,伸向學術、政治、人生的每一個角落,完成了天的哲學系統(tǒng),已形成漢代思想的特性。而漢代的思想特性便是由董仲舒所塑造的,《漢書·五行志敘》說:“漢興,承秦滅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蓋得其實?！盵6]在思想上他通過授陰陽五行學說解《春秋》考察其中與天災人事的聯(lián)系,從而建立起“天人感應”學說,“天人感應,君權神授”已是董仲舒天人關系的核心。在這個君臣關系的基本模式中,君權絕對這一面得到理論上的進一步闡釋。董仲舒把這個模式進一步闡述為天—君—臣—民。君是受天之命以君臨臣民的,“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7]“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為人者天》)[8]在治國方面,他言道: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天以陽氣為主,以生養(yǎng)為德;人亦應以德政為生以生成為意……”[9]因此他主張“德主刑輔,重德運刑?！闭J為人君應當施仁政?！稘h書·董仲舒轉》所載“天人三策”的文字,第一策中,漢武帝的策問:制曰:“朕獲承至尊以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制禮作樂而天下恰和……百姓樂……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乎方外,延極群生。”[10]這是極端歌功頌德的文字。“朕獲承至尊以休德,傳之亡窮”是秦始皇留下來萬世一姓的想法,“后……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語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但董仲舒的對答則是對武帝十分嚴峻的警告:仲舒對曰:“……陛下……下明詔……皆非愚臣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俱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已至?！盵11]通過此,就使得臣下有機會利用災祥天變來勸諫君主應法天下之德行,施行仁政;可以看出:一方面儒家通過君權神授論竭力為君權的合理性作出證明,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以此依據(jù)君權來確立儒家的正統(tǒng)地位,另一方面通過天人感應論,假上天之威,對皇帝的言行提出要求,使之必須注意“天意”,而“天意”的解釋權則牢牢被儒生抓在手中,這樣就實現(xiàn)了儒家對君權的限制和控制,這就使得儒家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力和對入仕者的吸引力大大增強。
忠君,則是敬天的又一表現(xiàn)形式。君主乃是奉天命者,所謂天子就是代表上天來統(tǒng)治天下萬民。故敬天必然地要體現(xiàn)在忠君上。但是忠君有不同的表現(xiàn)形式,雖然孔子說過“臣事君以忠”對君主盡力服事,“事君,敬其事而厚其食”(《論語·衛(wèi)靈公》)但這是帶有相對性的,是忠與禮的相對的忠而不是無條件的忠,不是絕對的忠,因此,與“臣事君以忠”共同提出來的,便是“君使臣以禮”(《論語·八佾》)因此,如果君行無道,也就無所謂忠了,也即《禮記·禮運》中所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