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面影的復雜閃現(xiàn)-文學論文

劉祥安在《話語的真實與現(xiàn)實》一書中探討魯迅第一人稱敘事小說的本質(zhì)時這樣說，“魯迅總是說他時時解剖別人，可是更嚴于解剖自己，正是在解剖自己的過程中，魯迅發(fā)現(xiàn)了‘自我’的種種復雜面影，這些復雜的自我面影，鑄成了魯迅大量的第一人稱敘事小說，我以為‘自我’的復雜面影，正是魯迅第一人稱敘事小說的本質(zhì)……”
受其啟發(fā)，同時想起存在主義對人的本質(zhì)的闡述，人從出生開始（包括出生境遇的種種不可選擇性）所面臨的是一系列偶然，正是這一系列偶然成全你之作為你。我們也可以就這種闡述來理解馬克思的“人是一切社會關(guān)系的總和”。又讀喬治·布萊的《批評意識》，他對于自我以及自我的思想觀念問題的基本想法是這樣的：在我讀一本書時，在作者的敘述和視角引導下，我開始思考作者思考的問題，作者的思考成為我的思考的一部分，在我思考作者思考的問題時，我的自我內(nèi)部出現(xiàn)了另一個自我。“這值得我去思索。在某種意義上說，我應(yīng)該承認沒有任何觀念是真正屬于我的。任何觀念都不是哪一個人的。觀念從一個精神傳到另一個精神，就如同錢幣從一只手傳到另一只手一樣。因此，錯誤莫過于試圖通過所授的觀念來確定一種意識了?！?br />在以上幾種關(guān)于個人思想觀念以及人的本質(zhì)的解釋中，“自我”這個詞的概念已發(fā)生變化，不再是日常生活中所認為的一個確定的，與他人相區(qū)別的，甚至可以去追尋的自我；而是一個由不確定的偶然性構(gòu)成，處于關(guān)系當中，在聯(lián)系當中顯示意義和本質(zhì)，由種種觀念不斷移注疊加而形成的“個體”。
在這樣的關(guān)于“自我”的界定下來接受劉老師對于魯迅第一人稱敘事小說本質(zhì)的闡釋，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魯迅發(fā)現(xiàn)了“自我”的種種復雜面影，不僅是其第一人稱敘事小說的本質(zhì)，更是一種敘事動力。
討論文本之前，有必要對其創(chuàng)作情況作一點設(shè)想，即魯迅創(chuàng)作文本時到底有沒有生活中的“一件小事”作為素材，有，那么對小事的重提想表明什么，什么地方讓他不能忘懷？若沒有，那魯迅又是如何想起創(chuàng)作這樣的篇什，有什么樣的現(xiàn)實或觀念的觸動，有意創(chuàng)作還是信筆而來？這很值得思考。
底本很簡單，四個人物，車夫，老女人，被敘述的“我”，巡警。一件小事姑且籠統(tǒng)稱為車禍，首先發(fā)生在車夫和老女人之間，“我”是坐車的，作為坐車者“我”對小事有自己的看法和評價，但這并沒有影響到事件自身的發(fā)展，車夫沒有聽從我的“沒有什么的，走你的罷！”，他有自己的行動。而后巡警對“我”說，“你自己雇車罷，他不能拉你了”，“我”給了車夫一大把銅元。這些是由述本里的“我”講述的一件小事的基本情節(jié)。在這基本情節(jié)之外，充斥著述本里的“我”六年后對小事進行講述時所回想起來的當時“我”是怎么想的，六年后“我”又有著怎樣的認同。
在對小事進行敘述時，始終是第一人稱“我”在說，是述本里六年后的“我”，對底本中六年前的“我”的遭遇進行敘述。對于六年前的一件小事，述本中的“我”將其嚴格限制在底本中的“我”的視角中，視角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正是“我”的視角排除了車夫的一切想法。文本中沒有車夫的內(nèi)心活動，這是一種排除。底本中的“我”想了很多，從對車禍責任的暗示和界定，到“我想，我眼見你慢慢倒地，怎么會摔壞呢？裝腔作勢罷了，這真可惡”，再到“我走著，一面想，幾乎怕想到我自己。以前的事姑且擱起，這一大把銅元又是什么意思？獎他么？我還能裁判車夫嗎？”自我視角里，“我”總是在想，在分析，而車夫“毫不理會，——或者并沒有聽到，——卻放下車子，扶那老女人慢慢起來”，“聽了老女人的話，卻毫不躊躇，仍然攙著伊的胳膊，便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底本中“我”的視角排除了車夫的內(nèi)心活動。讓“我”震驚的不正是車夫的不猶豫和“我”的思來想去嗎？且只有“我”不知車夫的內(nèi)心活動這種震驚才更強烈。
劉祥安在對《一件小事》中分析中，認為“‘我’的敘述并不是唯一可靠的客觀敘述……未必可靠”，也采取排除手段，排除了底本中“我”的唯一視角而參考以通常情況下的可能性，站在事件外討論，試圖尋找一種可能的“現(xiàn)實”，并分析底本中“我”作為一個坐車者，在心理上易和車夫構(gòu)成暫時性共同體，有將責任推向老女人的傾向，對底本中第一人稱敘事的可靠性提出質(zhì)疑。
這樣更符合邏輯。但于理解小事對述本中“我”產(chǎn)生的影響和六年來國家大事在心里不留痕跡卻對小事不能忘記，可能會偏離文本意圖，偏離“我”個人對整件事情的理解。
從對魯迅創(chuàng)作情況的設(shè)想來看，將事件局限于“我”的視角才能更真實地表明“我”對事件的認識，事件對“我”的影響。這也涉及“我”對世界的想象的問題，每個人都只能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
核心一發(fā)生后，“我有些詫異”，“我這時突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后影，剎時高大了……”。震驚是因為“我”分析了責任的歸屬，認為車夫可以走了，但車夫沒有走，且在“我”眼里他毫不躊躇?！拔摇绷晳T于作出分析，判斷責任歸屬，但在車夫似乎沒有作出判斷而直接給予行動面前，我的分析，我的判斷責任歸屬，便現(xiàn)出“皮袍下藏著的‘小’”來。核心二里，“我”又開始給車夫和“我”的自我行為作出價值評判了。“我”在評判什么？憑什么評判？
回到故事的講述時間，也就是六年后的“現(xiàn)在”。這六年間，“耳聞目睹的所謂國家大事，算起來也不算少；但在我心里，都不留什么痕跡，倘要我尋出這些事的影響來說，便只是增長了我的壞脾氣，——老實說，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地看不起人”。“我”對那些大事，尤其是參與大事之中的“人”，做了評判分析?！拔摇庇凶约旱南敕ǎ拔摇币惶煲惶炜床黄鹑耍ㄈ蝹€人而排眾數(shù)？《文化偏至論》）——對于小事中的車夫，“我”也曾認為他自討苦吃。六年來“我”都是這樣處世和看待他人，大事小事都差不多（可“我”對了嗎？）。惟有一件小事讓我震驚?！拔摇闭J為車夫“毫不躊躇”，車夫的做法是直覺還是道德責任還是良心“我”并不知道（涉及到我對他人的想象）?！拔摇彼姷氖撬姷揭粋€老女人摔倒在地上就扶她起來，而“我”還在想著是非對錯和責任問題。這就是“我”。
本文這樣分析并不是要回歸一種道德責任的呼喚、評判或者以前的評論者所認為的那樣，車夫（引申為勞動人民、工人階級、無產(chǎn)階級）具有優(yōu)良品質(zhì)，值得學習，值得“我”這樣的人學習，而是思考作為一個多思多想、習慣作出價值評判的個體在對世事的認識上究竟能走多遠（或說離世事有多接近）。這樣的命題也可以轉(zhuǎn)化為思想/行動和主觀/客觀范疇的命題。
因此可以說，魯迅寫作《一件小事》，且讓述本中的“我”強調(diào)小事的影響之大，是有著個人深刻體會的（現(xiàn)在不討論有沒有生活素材為基礎(chǔ)了）。一件小事里的“我”，是魯迅“自我”復雜面影中某一個“自我”突然而又不失強烈的閃現(xiàn)。魯迅的樹人理想，啟蒙意識，精英立場，在一件小事面前遭遇了一次質(zhì)疑和追問。在強大的自我反思和解剖面前，魯迅對于文本中的“我”與“我”所看不起的那些人之間的關(guān)系，同質(zhì)性與異質(zhì)性，都有了新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