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公安三袁對蘇軾品行的追隨

明代著名詩人、散文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是湖北公安縣人，且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文學理論上成就相近而合稱公安三袁。對于公安三袁來說，北宋詩人蘇軾是一個重要的學習榜樣。袁中道曾經(jīng)說過：“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予謂‘惟其似之，是以好之也’，夫不能似之而好之，則其好之也浮?！盵1]袁中道認為，如果空泛地表示自己對某人的喜愛而不模仿他、學習他，這種喜愛其實是站不住腳的。這是袁中道在《白蘇齋記》中對伯修（袁宗道）和東坡的一番評論，既是對伯修的贊美，也可看做是公安三袁的自白書?！八浦畡t好之”，實則是對“志同道合”的另一種詮釋。蘇軾兄弟情深且皆有詩名，而三袁兄弟感情甚篤，在明代文壇亦享有盛名，再加上他們在人格與人生追求上十分相似，“諸人前后了然，獨兩蘇與予兄弟尚覺有異同處?！盵1]既如此“似之”，“好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要了解公安三袁對蘇軾在文學主張、革新思想等方面的追隨，首先要了解他們在品行上對蘇軾的認識及看法。從整體來說，盡管公安三袁的文學成就不能與東坡媲美，但是他們依然有著許多共同之處。

一、心同

“吾觀樂天子瞻為人，大約皆真實純篤、不立城府。”[1]“真實純篤、不立城府”指性格純粹、率直，這大約就是文人所推重的“真性情”。三袁兄弟亦是真性情之人，宗道“溫良重厚，胸中無半毫鱗甲”[1]；宏道“性疏脫，不耐羈鎖”[2]；中道自小在二位兄長的庇護之下過著豪邁的任俠生活，放浪形骸，寫詩作文“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2]。古人往往強調(diào)“文如其人，言行一致”，只有作者擁有真實不做作的性格，才有可能寫出自然可愛的文章。“吾觀子瞻所與書牘娓娓千百言，直披肝膽，莊語謔言，無所不備，其敬而愛之若是，想其人必風流蘊藉如春，溫如玉潤，不獨高才奇氣，為子瞻所推服已也?！盵1]“而其為文，大略如其為人”。[1]蘇軾乃至情至性之人，其作品筆力縱橫、內(nèi)容宏闊，讓人讀之想見其人；而其為人亦灑脫倜儻、溫文爾雅，見之略能猜想其文，他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性格與文風的高度契合，這不僅是文人所欣賞的，同時也是他們畢生追求的目標。公安三袁主“性靈”，寫詩作文強調(diào)“情真意切”，由此推之，其交友必“貴真”，在這一層面上，他們無疑是相契的。

二、操同

無論是史書中記載的，還是文人筆下的蘇軾都是具有閃光人格的謙謙君子，如“宋高宗《蘇文忠公贈太師制》說他‘不可奪者，巍然之節(jié)’，陸游《跋東坡帖》贊揚他說：‘公不以一身禍福，易其憂國之心，千載之下，生氣凌然’”。[3]高尚的節(jié)操是蘇軾獲得公安三袁推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大節(jié)大義面前，蘇軾堅持“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的堅定態(tài)度，不隨波逐流、不奴顏婢膝，“雖處顛沛，不輕受人絲毫”[1]，“骨甚剛情少膩，而舌端筆端其鋒正不可當”[1]，他胸懷天下，舌筆生花，用文人獨到的方式交贖一份責任，始終秉持一顆天地良心和一股浩然正氣，彰顯出偉大的人格，實乃真名士也。在仕途上，盡管經(jīng)歷官場沉浮、一貶再貶，他依然無所畏懼，不改其心，執(zhí)念于“濟蒼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為官一任，造福一方。調(diào)離徐州時，百姓依依不舍，攬轡相送；在杭州任時，“子瞻一堤永為民利”，“吏績何等卓絕”……雖處境艱難、政治前途暗淡，但在其身上始終有剛健有為、生生不息的主體精神在閃耀著人格魅力的光華。在這一點上，“伯修賦性耿介，泊然自守，雖居官十余年無異寒士，終不以只字千人”[1]；宏道嫉惡如仇，如鯁在喉，不吐不快，他在給丘長儒的信中寫道：“弟作令備極丑態(tài)，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谷則倉老人，諭百姓則保山婆。一日之間，百寒百暖，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2]。袁宏道憎惡互相傾軋與虛偽丑陋的官場，三次辭官歸田。蘇軾憑著坦蕩的胸襟、堅定的信念和強健的人格贏得了后世的景仰，公安三袁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一個人的人格所能到達的高度和生命的厚度，這正是他們所追尋的價值所在。自古以來，封建意識在我國民眾心中就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而官本位則是封建意識的核心內(nèi)容之一。學而優(yōu)則仕由此成了苦讀詩書的唯一目的，袁宏道對烏煙瘴氣的官場的拒斥，是對讀書當官這一傳統(tǒng)讀書人的出路的再探索。他能進入官場，并且看清官場的真相，為保自身的清風又脫離官場，則表現(xiàn)出了他品行節(jié)操的清高。

三、 趣同

“趣”也是文人之間的一種默契。生活并不都是美好的，尤其是文人，懷才不遇、生活困窘者十之八九，自娛自樂、苦中作樂成為一項必不可少的本領。從古至今，寄情山水、詩酒自娛不僅是文人用以排遣苦悶、寄托抱負的慣用途徑，同時也是他們用以彰顯自身品格的重要方式。文人皆有雅趣，彈琴、唱和、對弈、飲酒，都是文人對自我意識的彰顯。

“醉墨淋漓于湖山，閑情寄托于花月，借聲歌以寫心，取文酒以自適”[1]，蕭然如塵外人的生活，是蘇軾為自己在現(xiàn)實世界之中找到的一方凈土。蘇軾的幽默不光在于為自身排遣寂寞和苦悶，還在于能夠為身邊的人帶來快樂。他認為“凡物皆有可觀”、“皆有可樂”，“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生活中“無所往而不樂”。除此之外，蘇軾在閑暇時間里潛心研究烹飪飲食、醫(yī)藥保健、花鳥魚蟲等，不僅將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條、趣味十足，還以此為題材創(chuàng)作了一系列有趣耐讀的文學作品。在蘇軾被貶遠謫期間，他“每旦起，無客與語，則必出尋客……所與游者，亦不盡擇，各隨其人高下，詼諧放浪，不復為畛畦，有不能譚者，則強之使說鬼?；蜣o無有，則曰‘姑妄言之’，人皆絕倒?！盵1]蘇軾將人生視同一場棋局：“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yōu)哉游哉，聊復爾耳”[4]，這使得他能不為外物所囿，也是他超于常人之處。與之相對，公安三袁兄弟亦頗得此“趣”：伯修“少有逸興，愛念光景，耽情水石……”；袁宏道愛登臨山水，嗜泉石成癖，景與文相得益彰；小修（中道）自稱“生平有山水癖”。自古以來的文人傳統(tǒng)在蘇軾與公安三袁之間匯聚。很顯然，三袁在蘇公的“趣”中發(fā)掘出了更加深刻的內(nèi)涵。就這一層面而言，“趣”不僅僅只是一種恬然自適的生活方式，更是一種樂觀豁達的人生態(tài)度。

四、 才同

蘇軾是中國文學史上少有的全才，他詩、詞、文、賦、書法、繪畫無一不通，無一不精。中道云：“（樂天）子瞻其文詞皆為一代之宗匠”[1]，宏道曰：“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語言，道絕默契而已。故余嘗謂坡公一切雜文活祖師也?！盵2]蘇軾的詞作柔而不媚，雄而不剛，哀而不傷，大大拓寬了詞的表現(xiàn)領域和表達方式；他的詩歌“無物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可謂開一代之詩風。宏道曰：“蘇公詩無一字不佳者”[2]，“其至者如晴空鳥跡，如水面風痕，有天地來，一人而已”[2]。雖然說得略為夸張，但也從側面反映出蘇軾流傳下來的作品質(zhì)量上乘者居多，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才學并非徒有虛名。袁中道以為“今東坡之可愛者，多其小文小說，其高文大冊，人固不深愛也。使盡去之，而獨存其高文大冊，豈復有坡公哉？”[2]中道關注國家大事的“高文大冊”并不多，他的文學作品著力于表現(xiàn)自我，反對文章成為載道的工具，而應用來表現(xiàn)心靈與真情實感。因此他偏愛蘇軾的小文小說，并在實際的文學創(chuàng)作中踐行著自己的這一思想。他在《白蘇齋記》中稱道伯修：“少時操筆便有新意……若詩律之脫，而當文字之簡而有致，亦未能有勝伯修者”[1]，這當然過分夸大了宗道的才學，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公安三袁兄弟是當時不可多得的詩人和散文家，他們的作品讀者甚眾?！坝璨桓彝诱爸?，……則不敢不心子瞻之心焉，予故極口曰：公真詩人也”[1]，即推崇蘇軾之才既是表現(xiàn)，也是原因。

綜上，“惟其似之，是以好之”，說到底其實是一種心理上的認同。蘇軾的才學、人格與胸襟是世人所公認的，因此受到公安三袁的佩服。公安三袁對蘇軾的追隨，可以說是從心底的仰慕到實踐中的模仿，最后內(nèi)化為自己的行為準則了。

參考文獻：

[1][明]袁中道著.珂雪齋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2][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李紅艷.蘇軾的人格魅力淺論[J].文學教育，2008（10）.

[4][宋]蘇軾著，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6.

本文來源：http://00559.cn/w/zw/1534.html  《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