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繭化蝶歷滄桑 ——簡述20世紀以來中國民間文學概念的發(fā)展歷程

民間文藝學作為一門學科，“就是關于民間文學的一般特點、起源、發(fā)展以及功能等重要方面的敘述與說明?！盵1]那么，我們學習民間文藝學，首先要面對的就是“何為民間文學”這一問題，或者說，繞開對這一問題的思考，我們的學習就會不得其門而入。

一、民間文學概念演進的歷史背景

中國民間文學作為一個概念進入學術討論的范疇，主要是在20世紀的一百年間。中國民間文學的概念變遷對比西方學術名詞有著顯著的差異化歷程。在西方學術界，民俗學與民間文學通用一個稱謂，同宗同源，民間文學長期隸屬于民俗學的陣營，一直是民俗學研究的重地。與之相反，中國民間文學經(jīng)歷了一條全然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中國民間文學作為學術概念，最初就天然隸屬于文學的范疇。這與中國作為詩的國度，文學高度繁榮發(fā)展的文化經(jīng)歷有著直接的關系。從春秋時期的《詩經(jīng)》中走來，民間文學擔當了中國文學的孕育和構建的基石，漢代《古風十九首》、魏晉南北朝民歌直接影響了后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一直到宋元市井文學的興盛，民間文學一直伴隨中國文學的發(fā)展壯大、登峰造極。早期民間文學的研究者并無區(qū)分民間文學和文人文學的傳統(tǒng)，而是采用統(tǒng)一的標準衡量、評價二者的創(chuàng)作表現(xiàn)手法和藝術成就，以至有些學者批評民間文學粗鄙、無賴，不能等大雅之堂。20世紀初期，面對社會分崩離析、國破家亡的慘相，中國學者開始審視和反思幾千年的文化傳統(tǒng)，由是，“新文化運動”興起。以鄭振鐸、魯迅、胡適為代表的一眾先輩“眼光向下”，期待從民間文學中發(fā)掘啟發(fā)中國文學、中國文化轉向的力量。中國民間文學在這一時段在文學領域獲得關注和尊重，有了一定的學術地位。民間文學概念的自然發(fā)展歷程被強烈的政治變化影響，獲得了加速。新中國成立后，民間文學由于其“人民的”屬性，得到了更多的青睞，其學科獨立地位受到關注。階級屬性既是該時段中國民間文學的內(nèi)容又是其獲得學科地位的重要依托。到了改革開放以后，國外民俗學、社會學、人類學理論成果不斷被推介和引用，有著全新社會體驗的民間文學學者們，以一種更加開放的視野看待自己的研究對象。民間文學不再僅僅是“活的文學”，更是 “活的生產(chǎn)”“活的表演”“活的評論”，是一種生活的方式，活著并傳承著。民間文藝學最終成為一門以民間文學為研究對象的獨立學科。

二、“民間文學”的發(fā)展歷程

1.“民間文學”與“俗文學”混同階段

“民間文學”作為學術概念，雖是一個舶來品，但民間文學作品在中國卻是源遠流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積極向民間文學汲取新知，魯迅、胡適、鄭振鐸等都樂于研究民間文學，并有專門論著留世。

1.1鄭振鐸：俗文學

20世紀的中國，鄭振鐸是研究“俗文學”的先鋒。他曾嘗試著給“俗文學”一個具有明確指向性的定義。在他看來，俗文學是中國文學重要的一個支脈，是相對于上層的、官方的、士大夫文學的另一種存在，它將人們常說的通俗文學、民間文學、大眾文學統(tǒng)統(tǒng)納入“俗文學”的范圍；而在文體方面，除了代表中國傳統(tǒng)文學正統(tǒng)的詩歌和散文，都可以被歸入“俗文學”之內(nèi)。[2]在我看來，鄭振鐸提出這一概念的最大意義并不一定體現(xiàn)于其對于創(chuàng)建中國民間文學學科的貢獻，而在于提醒學者開始重新重視民間，從而引發(fā)一場“眼光向下的革命”。

作為學術名詞的“民間文學”同“民俗學”一樣，其源頭都是威廉·約翰·湯姆斯提出的“Folklore”的概念。在20世紀的中國，最早將“Folklore”（民間文學）引入的學者正是梅光迪。他在寫給胡適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文學革命主張，認為文學革命要從民間文學著手，并強調(diào)“此無待言”。為了區(qū)別此前中國文學界一直流行的“俗文學”“俚俗文學”等概念，他首次使用了西方學界關于Folklore的定義，用該單詞置換傳統(tǒng)的“俚俗文學”等諸多說法，以避免與舊有的文學主張雷同。[3]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梅光迪時而用“民間文學”，時而又改稱“俚俗文學”，實在是因為，在他眼中兩者實為一體，根本不用分辨。所以梅光迪雖然借用了湯姆斯的概念，實質上卻在延續(xù)鄭振鐸的觀點。

這一時期，大多數(shù)參與民間文學研究的學者均認同該種觀點，支持者如婁子匡、朱介凡、楊蔭深等人。他們傾向于直接將民間文學同通俗文學、平民文學、民俗文學，甚至是鄉(xiāng)土文學、講唱文學、農(nóng)民文學等畫上等號。[4-5]

1.2胡適：活文學與死文學

涉及到白話文學，我們還必須來談談胡適。現(xiàn)在不少人評價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是一部時勢造就的“史”，認為它完全是為新文化運動服務的產(chǎn)物。事實上，即使拋卻“時勢”背景，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創(chuàng)造的“活的文學”與“死的文學”這對概念，依然是那個時代的學者對“民間文學”理解深度的集中體現(xiàn)，他甚至還與將近一百年后的今天構成遙相呼應。胡適將民間文學歸入“活的文學”，認為民間文學不僅能為中國文學語言上注入活力，更重要是在精神層面為中國文學注入新精神、新思想。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大致描繪出“民間文學”概念，在五四時期，即中國民間文學初創(chuàng)期的內(nèi)涵：第一，包容性。那時的民間文學被等同于俗文學，也就意味著所有不雅的文學都可以歸到民間文學的陣營。而中國真正的雅文學實在不多，這也就導致當時的民間文學很是心寬體胖，具有兼容并包的特色。第二，文學性。盡管胡適曾提出過“活的文學”的稱謂，但他主要是針對文學被書寫的工具而非民眾的生活方式而言。所以當時的民間文學是完全從屬于文學的，它與湯姆斯所講的“Folklore”有著本質的區(qū)別。這些特征的形成，一方面是中國文學自身的傳統(tǒng)所導致的，另一方面，也是與當時學者對于學術術語使用的隨意性有關。

   2.“民間文學”與“俗文學”相剝離階段

建國后，以鐘敬文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奮力將民間文學從俗文學的大家庭中獨立了出來。這一時期的學者們形成了一個共識，即民間文學與俗文學不能再簡單的劃等號，在文學大家庭中，它應該有一個確定的位置。正是在民間文學在和俗文學相剝離的過程中，它開始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文化特征。下面我將選擇幾種廣泛被人們接受的民間文學定義，來分析這一階段“民間文學”的這一特征。

2.1民間文學勞動人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

1979年，張紫晨在他主編的《民間文學基本知識》中談到了對于民間文學概念的理解。他明確指出民間文學創(chuàng)作的集體性。張紫晨認為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集體創(chuàng)作，并與反動統(tǒng)治階級文學形成尖銳的對立，且與作家文學、通俗文學有著明顯的差異。[6] 

除此之外，鐘敬文先生對民間文學的定義是被各家引用最多的說法。我將該定義轉述如下：民間文學是勞動人民的口頭創(chuàng)作，它是在廣大人民群眾當中流傳，主要反映人民大眾的生活和他們的思想感情，表現(xiàn)勞動人民的審美觀念和藝術情趣。[7]這一定義中的關鍵詞，一類是“勞動人民”“人民群眾”“人民大眾”，其創(chuàng)作者、使用者、欣賞者以這個群體為主；另一個關鍵詞是“口頭”，這表現(xiàn)了民間文學的創(chuàng)作方式，限定了民間文學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傳播限域。

2.2民間文學的文藝屬性

中國的民間文學依靠中國文學這樣一個強大的支撐，形成了自己固有的注重文學屬性的傳統(tǒng)。從源頭上看，中國民間文學就已經(jīng)形成了這一傳統(tǒng)。五四時期，從魯迅、胡適、鄭振鐸開始，民間文學大有吞并中國文學園地的意圖。從上面所引的兩種民間文學定義中我們也可窺見，此時期學者對民間文學文藝屬性的重視。正是基于這一點，在中國，民間文學才會經(jīng)常被拿來和作家文學、通俗文學進行比較，而我們的民間文學研究者，或者是一些優(yōu)秀作家，基于不同目的，對民間文學不同與作家文學的方面大家贊賞，又進一步為人們對民間文學注重文藝屬性的認識加重了砝碼。

3.強調(diào)生活屬性、情境化特征階段

3.1新理論帶來觀念的沖擊

發(fā)展至今，中國民間文學已經(jīng)走過了近百個個春秋，而為我們生活帶來翻天覆地式變化的改革開放也足足進行了三十個年頭。這三十年中，隨著西方學術觀念的大量引進，中國的許多學科都經(jīng)歷了一個滌蕩身心的過程，民間文學也不例外。隨著“帕里——洛德口頭程式理論”、鮑曼的“表演理論”等民間文藝學及民俗學相關理論的傳入，尤其是近年來，“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運動”的興起，當下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理解正在經(jīng)歷一場革命性的轉變。這一轉變的突出表現(xiàn)，是對民間文學價值的再認識，也即對民間文學生活屬性的重視和強調(diào)。

3.2新階段中國民間文學概念的新闡釋

這一階段，有關民間文學生活屬性的論述，較有代表性的當屬萬建中。在萬建中2006年出版的個人專著《民間文學引論》中，他專門論述了民間文學生活屬性的問題。在萬建中看來，民間文學是一種“和生活融為一體的文學”。他明確指出，大家在表演或者傳播民間文學時，正在經(jīng)歷一種獨特的生活。民眾在創(chuàng)作民間文學時，并不覺得是在進行藝術創(chuàng)作，他們的創(chuàng)作常常伴隨著物質生產(chǎn)或生活活動，一道展開。[9]這一關于民間文學的闡釋，具有濃厚的現(xiàn)場感和生活感。這種生活屬性轉向，將中國“民間文學”概念帶進了一個嶄新的發(fā)展周期。

3.3新研究視角的引入

自20世紀末到本世紀除，隨著文化多樣性觀念的傳播和普及，世界范圍內(nèi)興起了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保護的熱潮。無論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公約》，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法》都將民間文學視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的重要組成部分。于是，民間文學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的一種，以新的姿態(tài)被學界關注。很多學者開始從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研究的角度，闡釋民間文學的定義。而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作為一種“活態(tài)傳統(tǒng)”，本身就是民眾生活的世代相傳。這種研究視角的轉變，更加加重了民間文學生活化的趨勢。有學者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應該被當作一種公共文化來看待，它就是民眾的生活。受這種潮流的影響，民間文藝學界開始重新審視民間文學的定位問題。他們也逐漸把眼光放逐到田野，發(fā)現(xiàn)民間文學的生活特征，發(fā)掘民間文學之于民眾生活的作用。

我們說，當下學者對中國民間文學的理解正在經(jīng)歷一場革命性的轉變，并不是認為民間文學的生活屬性直到今天才被發(fā)覺。以前的學者，如李惠芳在她編寫的《中國民間文學》中就曾寫到，民間文學的學科屬性：一方面它是一種文藝現(xiàn)象；另一方面民間文學是一種民眾傳承的生活文化。[10]另外，像劉守華、巫瑞書在他們合著的《民間文學導論》中也有類似的觀點。所以，在這里雖然我把中國民間文學在中國的發(fā)展概括為三個階段，但這三個階段并不是界線清晰，壁壘分明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對前輩學人的繼承，當然也要有自己的特點。而且中國民間文學還有很多一以貫之的特點，是到現(xiàn)在還被普遍遵守的，比如，民間文學的基本定位還是文學，它與其他文學一樣具有審美的特質。

三、結語

中國民間文學在學者們的研究視野中走過的百年，如此特殊，如此曲折，這一百年中華民族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蹣跚走來，在階級為綱的特殊年代艱難發(fā)展，在改革開放之路上大步向前，踏上和平復興的征程，普羅民眾經(jīng)歷了一次次的精神涅槃。民間文學作為民眾生活的映照和反射，其自然發(fā)展的歷程深深烙刻著時代變革的印記。與之相隨，中國民間文學概念的發(fā)展變遷也受到外部社會環(huán)境的影響，但我們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其前后繼承關系，從而了解到“民間文學”概念演變的歷史脈絡。

本文來源：《文化產(chǎn)業(yè)》http://00559.cn/w/wy/2513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