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書目答問》研究綜述

張之洞所著《書目答問》一書，刊行于清朝光緒二年（1876），此后多有翻刻、校補、箋補、補正，并得以廣泛流布，仕門學子，幾乎達到了人手一冊、家置一編的程度。后人對《書目答問》及其“補正”、“斠補”的文章，以及對此書版本、著者及評價的論述，蔚為可觀。故而，有必要對張氏所著的《書目答問》進行總結(jié)。

建國之前的研究狀況

1、版本

《書目答問》寫成后，版本甚多，其中以光緒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為世人所重。除此本外，還有貴陽本值得關注。柴德賡在《記貴陽本書目答問兼論答問補正》（《輔仁學志》，1947 年，第1-2期）言道：《書目答問》版本不一，世所重者，光緒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各地翻刻，多從此出。除此之外，還有光緒五年王秉恩貴陽刻本。兩種版本多有異同，作者校得二百八十余條，并認為誤者多為光緒二年原刻大字初印本。并且，范希曾在作補正時，所用為原刻初印本，故而未能與貴陽本進行校對。

對于《書目答問》的版本，楊家駱先生認為，一般有六種：一、光緒四年原刻后印刳補本；二、光緒四年上海游隱閣刻袖珍本；三、光緒五年貴竹陳文珊依光緒依光緒二年寫定本重刻本；四、光緒十四年上海蜚英館影印原刻初印本；五、光緒二十三年盧靖刻慎始基齋叢書本；六、民國十七年新城王樹枬刻張文襄公全集本。

2、著者之探討

有關著者的問題，當時主要圍繞著張之洞和繆荃孫兩人展開。原有“代撰”之說，源自《藝風年譜》所言《書目答問》為其“代撰”，此說得到葉德輝、柳詒徴的支持。后來，對此書的著者進行辯正，最具有代表性的為陳垣先生所寫《藝風年譜與書目答問》（《圖書季刊》，1936，第1-2期）一文，認為《藝風年譜》雖言《書目答問》為其自撰，然通過藝風先生自序、張之洞與王懿榮的書信互證，可知，繆荃孫只作為《書目答問》一書的助理而后又作訂正而已，“而年譜名撰之說，稍為過當也”，認為“代撰”之說不妥。

3、《書目答問》與補正

1931年，范希曾的《補正》出版，其他版本流行減少，范本開始占據(jù)了主導地位。范氏所著的《書目答問補正》最早刊行于《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年刊》（1929年，第2期）；接著，《中華圖書館協(xié)會會報》（1932年，第1至2期）亦介紹了《書目答問補正》一書；后來，柳詒徴先生寫了《書目答問補正序》（《國風》，1934年，第9期），以紀念范氏之英年早逝。

    除了范氏的《補正》外，江人度、葉德輝、孔彥培等先生亦對《書目答問》有所研究。清朝人江人度撰了《書目答問箋補》四卷，此書補充了《書目答問》所不載的版本；二、《書目答問》只著錄書名，如果遺漏作者姓名或書籍的卷數(shù)，就為之補充注明；三、校正《書目答問》中錯誤；四、清光緒二年以后出版書，擇要補入，在書后附有一部分外國著作譯本：五、《書目答問》對版本優(yōu)劣評價比較簡略，此目有補充說明。葉德輝的《書目答問斠補》（《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1932年第3期）、《書目答問斠補之馀及序(葉奐彬先生德輝遺著)》（《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館刊》，1936年）?？讖┡嗟摹稌看饐査饕罚ā吨蟹ù髮W月刊》1935年，第1、4、5期）、《書目答問索引》（續(xù)）（《中法大學月刊》1935年，第1、4、5期）。另外，還有趙祖銘所作的“校勘記”。

    如上，對《書目答問》的補正或斠補、索引，皆進一步深化了研究，使得《書目答問》作為普及性極高的目錄學著作，日漸完善和實用。

4、對《書目答問》與范氏補正的評價

    對《書目答問》有所評價者甚多，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有李慈銘、陸心源、葉德輝等人。

光緒己卯（1879）二月，李慈銘讀《書目答問》后，言到“今日閱之，所取既博，條例復明，實為切要之書。惟意在自炫，稍病貪多，非教中人之法；又經(jīng)學諸門，所注太略，集部出入尤多不確。又經(jīng)學諸門，所注太略?！保ā对娇z堂讀書記（上、下冊）》，中華書局，1963年，第1122頁）。

另，陸心源在與潘祖蔭的手札中，言到：“張中丞所刊《書目答問》，世風頗行。如《考古續(xù)圖》流傳頗少，惟無祿琳瑯及葉氏平安館有其書，答問列之通行。朱石君知足齋文集乃散行，而列之駢體，毛岳生、吳仲倫、劉孟涂、管異之，稱姚門四杰，而獨遺毛氏，亦百密之一疏也?！?

楊家駱先生的《書目答問之影響及其新撰本》（《東方雜志》，1941年，第3期）一文，亦論述了書目答問之源流及其影響，認為，《書目答問》的產(chǎn)生，導致了近代目錄學的興起，梁啟超等人皆受啟發(fā)而寫成了目錄學之書。

另外，還有馬念祖先生的《書目答問補正評》（《民意》，1940年第5期）一文。

    總之，清末至建國之前，由于《書目答問》一書的廣泛流布，相關研究亦初步開展，但主要集中在版本的初步校勘、著者的探討以及此書的影響與不足上。值得注意的是，自從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成書后，《書目答問》的流傳，開始以范書為主，其他補正、箋補之類的著作多湮沒不聞，范氏之書大行于世。

建國之后的研究狀況

建國后至文革以前，有關《書目答問》的探討十分薄弱。這一時期，除了對范氏的《書目答問補正》進行了一次重印（新興書局，1956年）外，相關文章尚不多見。改革開放以后，對《書目答問》的相關探討日漸增多，范圍也不斷擴大。八十年代，隨著目錄學日漸收到重視，對《書目答問》一書的探討成為不小的熱點。

1、版本

對版本的探討，解放前亦有人專門論述，改革開放后又進一步補充和深入，特別是對范希曾之外的版本，進行了有益的探討。

袁行云《<書目答問>和范希曾的<補正>》（《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79年第1期）一文，作者從自身經(jīng)驗出發(fā)，列舉了九類不同的版本，分別為：1、原刻本，2、王秉恩?？北?，3、《慎始基齋叢書》本，4、江人度《書目答問箋補》，5、葉德輝《斠補書目答問》，6、傳抄批校本，7、《標注》本，8、索引本。這可以說是比較全面的總結(jié)。

吳平《<書目答問箋補>初探》一文，認為江人度所著《書目答問箋補》一書“箋”體現(xiàn)在：1、對原書的“鉤乙”處加以疏明，2、發(fā)揮原著之旨意，3、說明此書與《四庫全書》之不同。的創(chuàng)新與不足。其“補”體現(xiàn)在：1、補充原書不載的版本，2、補充部分所錄之書的內(nèi)容，并評其優(yōu)劣，3、補充一些書目。

徐昕《南京圖書館藏<書目答問>版本述略》（《東南文化》2003年第10期）一文，介紹了現(xiàn)藏南京圖書館的二十余種版本，其中包括一些稀少的刻本和抄本；文中配有圖，甚為形象。 

呂幼樵《<書目答問>王秉恩刻本述論》一文，認為，張之洞的學生王秉恩對貴陽本進行了校勘和補正，其學術(shù)水平和目錄學眼光均超過了范希曾；后來，范氏的《補正》并未參考王氏的版本，故而王氏刻本雖流傳甚少，仍舊具有不凡的學術(shù)價值。

2、著者

袁行云《<書目答問>和范希曾的<補正>》（《社會科學戰(zhàn)線》，1979年第1期）一文，總結(jié)了此書的作者問題：1、繆荃孫代撰說，2、用書坊舊本說。

接著，盧中岳《<書目答問>作者問題討論綜述》一文，總結(jié)了自《書目答問》刊行以來，葉德輝、陳垣、柴德賡、袁行云等人的探討和辯證，從而進一步說明了《書目答問》實為張之洞所撰的結(jié)論。

    朱維錚先生的《張之洞與<書目答問>二種》（《讀書》，1994年第10期）一文，從解讀《輶軒語》的視角，大膽論述了《書目答問》的著者問題；認為，清代盛行“命人撰書”之風氣，在缺少第一手證據(jù)的前提下，繆荃孫在《藝風年譜》中所言“代撰”之說亦有可能。進一步認為，有三點為歷史事實：一、此書的總體構(gòu)想出自張之洞，二、此書的學術(shù)取向，順應張之洞的愛好，三、此書的取舍評騭經(jīng)張之洞裁定。另外，作者還借《書目答問》一書，探討了張之洞的學術(shù)偏好與思想變化。

周鐵強《<書目答問>撰者考辨》（《圖書與情報》，1998年第4期）一文，亦列出了書坊舊說本、繆荃孫撰者說、張之洞撰者說三種版本，得出了“張之洞主編，繆荃孫等編撰”的結(jié)論，似有折衷眾說之意。

3、對《書目答問》不同側(cè)面的探討

目錄學方面。方衍的《論書目答問》（《圖書館建設》，1979年第3期）一文，從目錄學的側(cè)面，分析了《書目答問》一書的“類例”特點等問題。

經(jīng)濟方面。趙翠芳的《<書目答問>在著錄經(jīng)濟文獻方面的貢獻》（《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5年第4期）一文，認為此書以“是否有利于經(jīng)濟”為標準，列舉了歷代經(jīng)濟論著、清及近代的重要經(jīng)濟家，對后世目錄學注重經(jīng)濟文獻提供了有益借鑒。

學術(shù)文化方面。譚華軍的《論<書目答問>的學術(shù)文化影響》（《圖書情報知識》，1997年第4期）一文，則論述了此書對后世的學術(shù)文化影響。

思想教育方面。許伯卿《從<書目答問>看張之洞的教育思想》一文，認為該書曲折、隱晦的體現(xiàn)了張氏的教育理念。

4、對《書目答問》的評價

    有學者從《輶軒錄》與《書目答問》比較的視角，來評價此書。屈守元《談<輶軒語>和<書目答問>》一文，認為這兩本書作為初學者的導讀古籍，具有指路、奠基、鑒裁、勸勉的功效，從而進一步肯定了兩書的價值。王魁偉《張之洞的<輶軒語>和<書目答問>》一文，通過實例介紹了作為“姊妹篇”二書的價值與借鑒作用：一、注重根柢治學，二、為學忌分門戶，三、厚今薄古，“今盛于古”。

潘秀芹《<書目答問>得失談》（《松遼學刊》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一文，從現(xiàn)代學人的角度簡單介紹了該書的價值。

丁宏宣《<書目答問>的特點和創(chuàng)新》一文，認為該書優(yōu)點為：慎擇約??；有其書未必錄，無其書未必不錄；擇書詳今略古；首創(chuàng)“叢書類”，突破四分法。

徐雁《<書目答問>三百年三論》（《編輯學刊》，2001年6月）一文，論述了此書的三個方面：1、編者論：張之洞主持下的集體創(chuàng)作；2、文本論：貫通清代學術(shù)脈絡；3、接受論：鞠育百余年間國學人才。進一步總結(jié)了該書的學術(shù)研究路徑：一是對《書目答問》作校訂補正，二是對《書目答問》作學術(shù)闡述。

5、著名學者與書目答問

來新夏先生的《我與書目答問》（《文史哲》，1986年第5期）一文，介紹了先生通過《書目答問》而得以登門入室，進而初窺治學門徑的經(jīng)歷，實為嘉惠后學之良文。

穆克宏先生的《我與<書目答問>》一文，介紹了作者閱讀理解該書的歷程，并列舉了書中的一些訛誤之處。廖序東《黎錦熙先生與<書目答問>》一文，介紹了黎先生依《書目答問》而教學的過程，并列舉了先生對該書缺陷的修訂與補充。劉采隼《古籍目錄史上的豐碑——記<書目答問>其后的訂補稿》一文，對其父劉德剛先生所著的《書目答問訂補》一書進行了介紹。

總之，建國之后，諸多學人對《書目答問》及其補正進行了更為細致而詳實的探討，研究的范圍進一步擴大，更加注重對比性的研究，亦增加了對范氏以外諸多版本的關注，并肯定了這些版本的價值所在。另外，在諸多文章中亦不免重復之作，這也是我們在日后研究中所應注意的地方。

本文來源：《文學教育》：http://00559.cn/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