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朱熹《詩》學思想及其形成

朱熹是南宋的理學大家，其經學研究在中國古代經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朱熹的《詩》學思想也在中國《詩經》學上具有重大意義，是《詩經》宋學的代表，其所著的《詩集傳》堪稱《詩經》學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式《詩》學著作。

朱熹字元晦，先祖為徽州婺源人，其父朱松曾任閩南劍州尤溪縣尉。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1130），朱熹生于尤溪寓舍。這一時期戰(zhàn)亂不斷，朱氏一家避禍于此，處境艱難，幾乎全靠朱松朋友的惠護才得以安身居此。朱熹自幼天資穎悟，好學勤思，其父朱松對他寄托了極大的希望。朱熹十四歲時，朱松去世，并在臨終前將朱熹托付于自己的三位好友，當時的飽學之士胡憲、劉勉之和劉翚，并叮囑朱熹師事三位先生。因此朱熹最初授業(yè)于這三位學者。紹興十八年（公元1148），十九歲的朱熹登進士第，隨后授職泉州同安主薄，開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在任期間，朱熹廣興學校，講說圣賢修己治人之道，建經史閣，定釋奠禮，并且禁止婦女為僧道，表現出了干練的政治作風和以學為重的為政傾向。朱熹在之后監(jiān)南岳廟時期，專程由同安以百里之遙，徒步往見當時的理學大家，程頤的再傳弟子李侗，并師事之。此后朱熹對北宋理學大家周敦頤、張載、二程、邵雍等人的理論學說都進行了系統的學習與研究，為其自身理學思想的發(fā)展指明了方向，但在這一時期，朱熹還未確立自己的理學體系。直至四十歲時，朱熹受到程頤的“涵養(yǎng)須用敬，進學在致知”的啟發(fā)，才開始逐步建立起自己的理學系統，并以繼承北宋理學為己任，寫下了《論孟精義》、《論孟集解》、《伊雒淵源錄》、《太極圖說解》、《西銘解義》、《通書解》、《程氏外書》等一系列相關著作。

由于朱熹公然以理學家面目為政，并以理學思想指導其政治行為，這使其在仕宦期間不斷受到政治勢力的傾軋和迫害，直至被人目為道學首領，甚至被人誣為偽學偽人。慶元二年（1169），監(jiān)察御史沈繼祖誣朱熹以十罪，朱熹被免職罷祠，其門生蔡元定也受到牽連，被譴至道州編管。朱熹離京后，韓侘胄政治勢力益發(fā)熾烈，中司何澹、諫官劉德秀、太常少卿胡纮等人更加強烈的攻擊朱熹，并稱其學為偽學。在朱熹被罷職之后，前御史劉三杰、諫議大夫姚愈等又散布謠言，說道學與權臣相勾結，企圖傾覆政事，并將之以詔告形式公布于眾，道學受到了更加猛烈的攻擊與反對，甚至有人上書乞斬道學領袖朱熹。在這一非常時期，朱熹門下的從學之士，或另易他師，或變異衣冠狎游于市肆，紛紛于理學劃清界限。但朱熹仍鎮(zhèn)靜如一，堅持講學不休，傲然以理學家自居。慶元六年（公元1200），七十一歲的朱熹因疾離世。

從朱熹平生的學術體系來看，其理學學于李侗，得小程之學，主張窮理致知，躬以實踐，并以居敬為主。朱熹認為圣賢道統之旨散于典籍之中，如果圣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就晦暗不明，所以應該竭其精力研究經史典籍，以得道統之旨。本著這種理學思想，朱熹一生著有諸多經學著作，如《易本義》、《啟蒙》、《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注》、《太極圖說解》、《通書解義》、《西銘解》、《楚辭集注辨證》、《晦庵集》；并且編次有《論孟精義》、《中庸輯略》、《孝經刊誤》、《通鑒綱目》、《宋名臣言行錄》、《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雒淵源錄》等等著作，其《儀禮經傳通解》未成而卒，后由門人黃幹作完。

作為理學家的朱熹，其生平致力于傳統經學的研究，并寫作了大量的經學著作，其中以《四書集注》用力最深，而《詩集傳》的撰寫也是朱熹經學著作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從《詩集傳》的寫作來說，朱熹最初治《詩》沿襲傳統的毛公、鄭玄之說的《詩經》漢學。隨著朱熹自身理學思想的發(fā)展和《詩》學體系的確立，加之受到鄭樵等廢《序》派的影響，朱熹逐漸將《大序》與《小序》別而辨之，并作《詩序辨說》對其進行論辨，以至其早期所作的《詩集解》由于三次大的刪改而更為《詩集傳》，棄傳統的《詩經》漢學，公然廢《序》說詩，博采眾家之說，更加注重從文本出發(fā)說詩解詩，并辨《鄭風》、《衛(wèi)風》為淫詩，認為是淫人自作的情語情思，體現出朱熹大膽的懷疑精神和創(chuàng)新精神。

總體來看，朱熹《詩》學的大旨，主要為：

一、反對《小序》，認為其不可信。

二、博采眾家《詩》說，而不再專以毛鄭之說為要。

三、不再是純經學化的解《詩》說《詩》，而是在以其理學思想為指導解《詩》之時，也逐漸開始從文學角度看詩，從而提出許多新的見解，并辨出二十四篇淫詩，雖然出發(fā)點不免迂腐，但至少正視了情詩的實質。

朱熹的《詩集傳》雖始終未突破傳統經學的樊籬，在文學解《詩》上有著不徹底的一面，但在《詩經》學上卻具有重大意義，使得《詩經》的文學性終于從經學化的迷霧中探出頭來，為以后《詩經》學研究拉開了新的序幕。此外，朱熹《詩集傳》中體現出大膽的懷疑精神與創(chuàng)新精神，使其呈現出與以往《詩》學研究所不同的風貌，成為《詩經》宋學的代表論著，是《詩經》學史上的第三個里程碑式的學術著作。

朱熹所作的《詩集傳》，上承北宋疑《序》派的《詩》學主張，如歐陽修的《毛詩本義》、蘇轍的《詩集傳》、晃說之的《詩序論》和鄭樵的《詩傳辨說》等《詩經》學著作都對朱熹的《詩》學思想起了極大影響，使其《詩集傳》在體制上終于廢《序》而依文本自創(chuàng)新說，別開生面，成為了《詩經》學史上一劃時代的著作。然而，朱熹的《詩集傳》是由其所作的前稿《詩集解》累次刪改而成，所以朱熹這部《詩經》學著作的寫作有著由前稿向后稿流變的一個曲折復雜的過程，從根本上來說，這也是朱熹自身《詩》學思想發(fā)展和轉變的過程。

由于朱熹《詩集傳》在《詩經》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其先前所作的前稿 《詩集解》早已亡佚，如今我們只能在呂祖謙的《呂氏家塾讀詩記》中略微考見原貌。從輯稿中我們可以看到，《詩集解》仍依照傳統《詩經》漢學的解《詩》原則，即依《序》解詩，循規(guī)蹈矩，雖也輯有先儒之說，但卻鮮有發(fā)明，基本上沒有什么新的《詩》說見解；隨著朱熹自身理學思想系統的成熟與確立，加之宋代廢《序》派《詩》說的新的影響與啟發(fā)，使朱熹逐漸形成了具有典型宋學風貌的新的《詩》學思想體系。在這一發(fā)展過程中，朱熹一直在修改其早先完成的《詩集解》，并隨其《詩》學思想的不斷發(fā)展對其進行刪改，直至最后脫胎為廢《序》言《詩》，自創(chuàng)新說的《詩集傳》。

朱熹曾向弟子自述其生平解《詩》的經歷云：“熹向作《詩解》文字，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為之說；后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者，雖存《小序》，間為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后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于是盡滌蕩舊說，詩意方活?！庇纱丝芍祆浣狻对姟方涍^了兩次大的變革，即：一、起初本《小序》之說，雖時有不妥，但仍強解之，其后逐漸在保存《小序》的基礎上對其間為辨說，改變了依《序》的解《詩》原則；二、在第一次變革的基礎上，朱熹終于邁出了廢《序》解《詩》的關鍵性一步，并且滌蕩陳說，自立新意。這是最有決定性的變革?？梢姷谝淮巫兏?，即初本《小序》曲為之說與存《序》而間為辨破的階段，應該是朱熹起初作《詩集解》的時期；而其廢《序》解《詩》的時期，應該是其作《詩集傳》的階段。

由上述可見，從《詩集解》到《詩集傳》，是朱熹一生不斷進行增刪修改的結果。經過幾次主要修改而成的《詩集解》是朱熹早期《詩》學思想的總結與結束；而在《詩集解》基礎上增刪修改而的《詩集傳》則是朱熹成熟的《詩》學思想與體系的發(fā)展和確立。正是由于一次次的修改和突破，朱熹終于由疑《序》走向廢《序》，由廢《序》最終自立新說，開始并確立了以文本為主的解《詩》方法和原則，跳出了《詩經》漢學呆板的解《詩》體系，成為了活躍大膽創(chuàng)新的《詩經》宋學代表，為《詩經》學的發(fā)展開拓了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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