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書法審美取向?qū)Π舜笊饺说挠绊?/h1>
作者:任杰來源:《文學教育》日期:2016-11-29人氣:1487
“淡”,是董其昌書法審美的核心。其審美主張來源于蘇東坡。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笔聦嵣?,蘇東坡受禪宗的影響,他提出了“蕭散簡遠,寄至味于淡泊”的主張。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乃是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董其昌無論是在書法作品的面貌,還是在書學理論上,都把“淡”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重要標準。
董其昌的書畫美學觀念在晚明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其后輩的書法家中,受其影響最大者當屬八大山人,他將董其昌的美學觀念推向了極致。值得一提的是,八大山人在書畫創(chuàng)作中,對董其昌的美學思想做了淋漓盡致的闡釋,其作品意趣比董其昌對于禪宗美學的表現(xiàn)甚至更勝一籌。八大山人對董其昌書畫美學觀念的闡釋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1)在“臨古”觀念上和董其昌如出一轍
晚明是書法臨摹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在臨帖觀念上,董其昌強調(diào)“得意忘形,遺貌取神”。所以在臨帖問題上,他曾這樣說: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雹?/p>
在創(chuàng)作上,董其昌主張強調(diào)“獨抒性靈”的自我面目。他曾說:“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②
“全身”即真我面目。所以,董其昌的臨帖處處都強調(diào)“我”的存在。朱惠良先生也曾撰文論述董其昌的臨古觀念和影響。她說: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臨書而論,董其昌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董其昌之前,書法家和鑒賞家的臨古觀念是保守的,他們討論的通常只是臨摹中究竟應(yīng)以形似還是神似為主要目的。在他們看來,臨古不過是書法學習的一個途徑而已。但對董其昌來說,臨書不僅是學習的途徑,還被作為自我發(fā)揮的契機。由于臨書已被視為一種創(chuàng)作,董其昌和晚明的書家常以臨作饋贈友人。董其昌的一些臨摹作品,和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一樣,具有風格上的原創(chuàng)力。不像先前的書法家,由于把臨摹作為學習書法的一種手段,盡量求其形似,董其昌認為臨摹應(yīng)該神似重于形似。這一觀念使他敢于對古代范本做主觀性和表現(xiàn)性的詮釋。他在臨摹古代作品時,較少關(guān)注是否與范本的外形相似?!雹?/p>
而我們看八大山人一生的書法習古經(jīng)歷,其受董其昌的影響是極為明顯的。八大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松對于董其昌的學習,無論是作品,還是創(chuàng)作方式。我們看他早年的作品,從八大山人41歲所畫的《墨花圖卷》中的書法,和他51歲所寫的《題夏雯看竹圖》的題跋來看,其風格和氣息與董其昌如出一轍,可以說他對董其昌書法的臨摹是深入骨髓的。從他晚年大量的山水畫臨摹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八大一生醉心于董其昌的事實。盡管晚年的八大書法風格已經(jīng)跳出了董書的藩籬,但董其昌淡墨空玄的筆墨韻味無不在他的作品中涓涓流淌。
然而,我們再看八大晚年書法的臨摹作品,與其早年已截然不同。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八大所臨寫《臨河敘》的系列作品??梢哉f,八大一生臨摹王羲之《蘭亭序》數(shù)遍,有不少作品的跋語就注明是臨摹之作,但從作品的風格上來看,卻又與王羲之《蘭亭序》相去甚遠,完全是脫胎換骨后的八大山人的自家風貌。在這一點上,八大就和董其昌晚年的臨摹方式極為相似,以“我”法臨摹經(jīng)典,以我“意”詮釋經(jīng)典,在似與不似之間徘徊。
從文辭內(nèi)容上來看,八大山人臨本的字數(shù)少于王羲之版本,與《世說新語》版本卻頗為接近;從八大學習經(jīng)典的方式來看,儼然是受到董其昌書法“臨古”模式的影響,而且這種模式影響了明末清初書家關(guān)于臨帖的觀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著名書論家白謙慎先生在《從八大山人臨〈蘭亭序〉論明末清初的臨帖觀念》一文中做了詳細的論述和探討。白先生說:
“董其昌代表了這一歷史現(xiàn)象的上限,八大山人是他的下限和極限。八大山人的臨書即表明了明末清出的‘臨’的觀念的寬泛性,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經(jīng)典的態(tài)度。”④
按照白謙慎的說法,既然董其昌是上限,那么自然地,后輩的書法家在臨摹觀念上必然受到了董其昌的影響;既然八大是下限和極限,那么就又說明了八大受其影響是最為深刻的。
(2)八大山人將董其昌“空”“淡”思想推向極致
如果說八大早年對古典藝術(shù)語言的吸收方式是對董其昌書法創(chuàng)作方式的模仿,那么成熟時期的八大作品則是對董其昌藝術(shù)理念和審美取向的踐行與發(fā)展。晚年的八大山人之個人面貌得以強化,而面貌的形成最突出的表現(xiàn)在于用筆和結(jié)字的個性化。
A、求“簡”
晚年的八大個人面貌得以強化,在行、楷書用筆上強化了篆書筆法,以中鋒為主,化方于圓,不像其早期臨摹董其昌、歐陽詢時注重點畫的頓挫與提按,而是起收筆處藏頭護尾,風格凝練渾圓,含蓄,洗練,簡約。例如《行書禹王碑卷》,其簡約的用筆也與作品追求淡的趣味相協(xié)調(diào)。
B、求“淡”
八大的求“淡”方式與董其昌亦同亦不同。相同是指他們在作品空間對比上追求強烈的反差,同時在用墨上也都注重墨色的變化和淡墨的運用;其不同的是董其昌注重字在結(jié)構(gòu)上的緊密和精微,在行與行之間的空間安排上卻處理得疏朗、寬綽,當然這來源于他對于楊凝式章法的借鑒;而八大不僅在字的行間距上相對寬綽,并且在字內(nèi)空間的疏密對比上異常懸殊。強烈的疏密對比,勢必形成空寂的氣象,其空的章法處理和淡的審美趣味相映成輝,而這一切無不是受到董其昌的影響,且不是面貌的相似而是原理的相通。
本文來源:《文學教育》:http://00559.cn/w/wy/63.html
“淡”,是董其昌書法審美的核心。其審美主張來源于蘇東坡。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笔聦嵣?,蘇東坡受禪宗的影響,他提出了“蕭散簡遠,寄至味于淡泊”的主張。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乃是藝術(shù)的最高境界。董其昌無論是在書法作品的面貌,還是在書學理論上,都把“淡”作為自己創(chuàng)作的重要標準。
董其昌的書畫美學觀念在晚明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在其后輩的書法家中,受其影響最大者當屬八大山人,他將董其昌的美學觀念推向了極致。值得一提的是,八大山人在書畫創(chuàng)作中,對董其昌的美學思想做了淋漓盡致的闡釋,其作品意趣比董其昌對于禪宗美學的表現(xiàn)甚至更勝一籌。八大山人對董其昌書畫美學觀念的闡釋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
(1)在“臨古”觀念上和董其昌如出一轍
晚明是書法臨摹史上的一個轉(zhuǎn)折點。在臨帖觀念上,董其昌強調(diào)“得意忘形,遺貌取神”。所以在臨帖問題上,他曾這樣說: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雹?/p>
在創(chuàng)作上,董其昌主張強調(diào)“獨抒性靈”的自我面目。他曾說:“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甚虛空,粉碎始露全身。”②
“全身”即真我面目。所以,董其昌的臨帖處處都強調(diào)“我”的存在。朱惠良先生也曾撰文論述董其昌的臨古觀念和影響。她說:
“在中國書法史上,以臨書而論,董其昌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董其昌之前,書法家和鑒賞家的臨古觀念是保守的,他們討論的通常只是臨摹中究竟應(yīng)以形似還是神似為主要目的。在他們看來,臨古不過是書法學習的一個途徑而已。但對董其昌來說,臨書不僅是學習的途徑,還被作為自我發(fā)揮的契機。由于臨書已被視為一種創(chuàng)作,董其昌和晚明的書家常以臨作饋贈友人。董其昌的一些臨摹作品,和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一樣,具有風格上的原創(chuàng)力。不像先前的書法家,由于把臨摹作為學習書法的一種手段,盡量求其形似,董其昌認為臨摹應(yīng)該神似重于形似。這一觀念使他敢于對古代范本做主觀性和表現(xiàn)性的詮釋。他在臨摹古代作品時,較少關(guān)注是否與范本的外形相似?!雹?/p>
而我們看八大山人一生的書法習古經(jīng)歷,其受董其昌的影響是極為明顯的。八大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松對于董其昌的學習,無論是作品,還是創(chuàng)作方式。我們看他早年的作品,從八大山人41歲所畫的《墨花圖卷》中的書法,和他51歲所寫的《題夏雯看竹圖》的題跋來看,其風格和氣息與董其昌如出一轍,可以說他對董其昌書法的臨摹是深入骨髓的。從他晚年大量的山水畫臨摹作品中,也可以看出八大一生醉心于董其昌的事實。盡管晚年的八大書法風格已經(jīng)跳出了董書的藩籬,但董其昌淡墨空玄的筆墨韻味無不在他的作品中涓涓流淌。
然而,我們再看八大晚年書法的臨摹作品,與其早年已截然不同。最有代表性的當屬八大所臨寫《臨河敘》的系列作品??梢哉f,八大一生臨摹王羲之《蘭亭序》數(shù)遍,有不少作品的跋語就注明是臨摹之作,但從作品的風格上來看,卻又與王羲之《蘭亭序》相去甚遠,完全是脫胎換骨后的八大山人的自家風貌。在這一點上,八大就和董其昌晚年的臨摹方式極為相似,以“我”法臨摹經(jīng)典,以我“意”詮釋經(jīng)典,在似與不似之間徘徊。
從文辭內(nèi)容上來看,八大山人臨本的字數(shù)少于王羲之版本,與《世說新語》版本卻頗為接近;從八大學習經(jīng)典的方式來看,儼然是受到董其昌書法“臨古”模式的影響,而且這種模式影響了明末清初書家關(guān)于臨帖的觀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著名書論家白謙慎先生在《從八大山人臨〈蘭亭序〉論明末清初的臨帖觀念》一文中做了詳細的論述和探討。白先生說:
“董其昌代表了這一歷史現(xiàn)象的上限,八大山人是他的下限和極限。八大山人的臨書即表明了明末清出的‘臨’的觀念的寬泛性,也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經(jīng)典的態(tài)度。”④
按照白謙慎的說法,既然董其昌是上限,那么自然地,后輩的書法家在臨摹觀念上必然受到了董其昌的影響;既然八大是下限和極限,那么就又說明了八大受其影響是最為深刻的。
(2)八大山人將董其昌“空”“淡”思想推向極致
如果說八大早年對古典藝術(shù)語言的吸收方式是對董其昌書法創(chuàng)作方式的模仿,那么成熟時期的八大作品則是對董其昌藝術(shù)理念和審美取向的踐行與發(fā)展。晚年的八大山人之個人面貌得以強化,而面貌的形成最突出的表現(xiàn)在于用筆和結(jié)字的個性化。
A、求“簡”
晚年的八大個人面貌得以強化,在行、楷書用筆上強化了篆書筆法,以中鋒為主,化方于圓,不像其早期臨摹董其昌、歐陽詢時注重點畫的頓挫與提按,而是起收筆處藏頭護尾,風格凝練渾圓,含蓄,洗練,簡約。例如《行書禹王碑卷》,其簡約的用筆也與作品追求淡的趣味相協(xié)調(diào)。
B、求“淡”
八大的求“淡”方式與董其昌亦同亦不同。相同是指他們在作品空間對比上追求強烈的反差,同時在用墨上也都注重墨色的變化和淡墨的運用;其不同的是董其昌注重字在結(jié)構(gòu)上的緊密和精微,在行與行之間的空間安排上卻處理得疏朗、寬綽,當然這來源于他對于楊凝式章法的借鑒;而八大不僅在字的行間距上相對寬綽,并且在字內(nèi)空間的疏密對比上異常懸殊。強烈的疏密對比,勢必形成空寂的氣象,其空的章法處理和淡的審美趣味相映成輝,而這一切無不是受到董其昌的影響,且不是面貌的相似而是原理的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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