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與迷失——司各特作品中的猶太女性

《艾凡赫》是英國作家瓦爾特·司各特（1771-1832）最優(yōu)秀的作品之一。他塑造的猶太女郎蕊貝卡信仰堅定、光彩照人，讀者為她不能與基督教騎士艾凡赫結合而扼腕嘆息。同是司各特筆下的猶太女性，《一個醫(yī)生的女兒》中的齊麗婭卻承載著與蕊貝卡完全不同的猶太特質。她愛上基督徒屈勒商姆，不顧一切地私奔，婚后則順從丈夫的要求皈依了基督教。這兩個猶太女性雖在信仰問題上態(tài)度截然不同，二者卻存在一定的繼承性。蕊貝卡的言行響應了猶太人呼喚宗教自由的聲音，齊麗婭的迷失則是猶太傳統(tǒng)文化與歐洲現(xiàn)代文明之間的激烈沖突的必然結果。司各特筆下的兩個猶太女性反映了啟蒙運動中人們尋求宗教寬容、信仰自由的努力與抗爭。

一、弱勢群體的抗爭——堅定的信仰者

猶太人自從被迫流散世界各地以后，多次遭到驅逐迫害，他們流離失所，掙扎求生。猶太教是支撐整個猶太民族頑強生存的強大精神動力。猶太哲學家門德爾松面對拉瓦特對其改信基督教的要求，曾說過“只有對我的信仰之真理性的內在信念，才驅使我追隨祖先的宗教。……我發(fā)誓：只要我的靈魂不迷失自己的本性，我將一如既往地保持對它的忠誠，永不返回!”[2]

司各特在《艾凡赫》中塑造的艾薩克與蕊貝卡父女就表現(xiàn)了這種堅定與忠誠。艾薩克習慣了逆來順受，在基督教社會處處低頭哈腰。作者借敘述者的口吻贊揚了猶太人的堅韌， “他（艾薩克）具有他民族的那種不作讓步的頑強性格，以及以色列人的那種不屈不撓的決心，他們寧可忍受威權與暴力加在他們身上的最刻毒的虐待，也決不接受壓迫者的要求讓對方快意。”[1]（P232）父親在唯唯諾諾中維護信仰，蕊貝卡卻表現(xiàn)得謙遜而高貴，她坦然面對凌辱與污蔑，敢于為自己的信仰據理力爭。在蕊貝卡的形象塑造中，司各特表現(xiàn)了寬容、自由、平等的啟蒙精神，超越了國家、宗教和種族的界限。

為維護信仰，蕊貝卡經受住了愛情、侵犯、死亡、穩(wěn)定的多重威脅和誘惑。她對騎士艾凡赫心生愛慕，卻沒有順從自己的感情，犧牲自己的猶太身份。蕊貝卡珍視本民族的傳統(tǒng)，也始終心懷危機感。她清醒地認識到本民族在異族包圍之中生存的劣勢，認為“猶太民族現(xiàn)在如同茅草一般任人踐踏，和道旁的泥土混為一堆”[1]（P477）。因此，面對愛情時，她警告自己“忘了祖國的憂患”，去“近賞一個異族青年的容貌”是不忠不孝的 [1](P339)。面對圣殿騎士布里昂無恥的情欲，她則報之以鄙夷，鄙視其為滿足個人情欲而喪盡天良，不惜背叛教派、違背誓言、放棄信仰。當蕊貝卡被污蔑使用巫術迷惑基督教戰(zhàn)士，要對火刑的威脅時，她堅定地拒絕了波猛諾亞提出的條件——拋棄“邪惡信仰”，皈依基督教。她表示不可輕易放棄祖先的傳統(tǒng)，“摩西的教旨是我的先人一向奉行的教旨。……關于這教旨的來歷，你們基督教中人并無異議”。自己雖無力維護這教義，“但我能為我的宗教獻出我的生命”。[1]（P454-455）她在刑場所講的慷慨激昂的一番話令圍觀的人肅然起敬。獲救之后，羅文娜邀請她留在英國，改信基督教。她再次婉拒，認為自己不能像脫掉一件舊衣服那樣改變“從父祖以來就信奉的宗教”。

艾薩克的形象仍然如莎士比亞筆下的猶太人一般吝嗇、貪婪、狡詐，蕊貝卡在司各特筆下卻綻放出不同的光彩，表現(xiàn)得高貴、慷慨、善良。勃蘭兌斯的一番話最能說明司各特在宗教寬容立場上的態(tài)度，“司各特在私生活中，……對于不信奉英國國教者的政治權利問題所持的觀點是極端偏頗的。因此，作為一個作家，他能夠不抱偏見地以一個猶太女子作為小說的女主人公，而且賦予她以無比理想的然而又是很自然的性格，這就更加令人欽佩。”[3]

《艾凡赫》中蕊貝卡的原型，據說是美國作家歐文與司各特聊天時提到的朋友蕊貝卡·戈瑞茨，為了維護自己的猶太人身份而拒絕了一位地位頗高的基督教男士的求婚，終生獻身慈善事業(yè)的女性。[4]司各特在小說中設置的中世紀背景，使得這種矛盾更加激化、沖突更劇烈，也因此將蕊貝卡的形象塑造得更豐滿、復雜，表現(xiàn)了猶太民族的悲慘處境和對信仰自由、宗教寬容的渴望。這與啟蒙運動中伏爾泰、洛克、萊辛和門德爾松等人的呼求是一致的?！霸缭?7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先驅洛克就明確提出宗教是公民的私事，應平等對待，實行宗教寬容政策”，伏爾泰、門德爾松等人則以理性的尺度衡量宗教，主張政教分離，期盼對社會平等。[5] ( P63-64)

二、忍耐與順從——作為弱者的猶太女性

與生命財產時刻受到威脅的艾薩克、蕊貝卡父女相比，《一個醫(yī)生的女兒》中猶太富商蒙沙達父女的處境已經大大改善了。他們不但走出了“隔都”，來訪的客人之中還多了幾位相當有地位的基督徒，巨大的財富逐漸使他們擁有了較高的社會地位。歷史上為了促進經濟的發(fā)展，國王喬治一世曾鼓勵猶太人移民英國。不過，英國猶太人的生存狀況并沒有發(fā)生多少實質性的轉變。為了猶太人的窘境，1753年佩勒姆提出了歸化猶太人的法案，卻引起了高教會的強烈憤慨和敵意，佩勒姆不但被迫取消了這些措施還付出了1754年競選失利的代價。[6] 事實上，司各特去世的前一年（1831年），英國政府才撤銷了限制猶太人在倫敦城內經營商業(yè)或金融的法令。

與蕊貝卡的堅定、無畏相比，齊麗婭是生活在弱勢群體中的弱勢個體，“她象天使般美麗，跟剛生下一星期的羊羔一樣，對世事和世間的邪惡一無所知”[1]（P132）。這種純潔符合19世紀英國社會對女性的期待。與蕊貝卡相比，齊麗婭在婚姻問題上的遭遇更鮮明地體現(xiàn)了女性在猶太教傳統(tǒng)生活中的邊緣地位，因此她的抗爭也就更富于女性特點。由于“婦女在猶太教傳統(tǒng)生活中大體處于貶抑狀態(tài), 她們的價值與活動范圍局限于公共領域之外的以家庭生活為中心的私人領域, 因而從傳統(tǒng)視角看, 猶太女性在社會文化中無疑處于從屬性邊緣地位”[7]。齊麗婭的邊緣身份尤為突出，她不僅屬于遭受歧視的少數(shù)族裔群體，還是一名受到父權制壓迫的女性。

父親的嚴密束縛與宗教的約束幾乎是等同的。猶太富商蒙沙達既是嚴父，也是猶太教的化身。作為父輩的蒙沙達仍然堅持自己的信仰，不愿女兒嫁給基督徒，因此采取了種種阻礙的措施。但是，他拒絕屈勒商姆的求婚只因屈勒商姆“心里認為出身名門的基督徒是降低身份來要求和猶太富豪聯(lián)姻的”態(tài)度，而非出于維護信仰。他從一個不惜以告密的方式破壞聯(lián)姻的老頑固變成了接受、甚至主動促成其婚姻的父親，最終毫無異議地讓女兒信奉她丈夫的國教。司各特借敘述者的評價認為這是因為蒙沙達在英國居住多年，宗教成見已大為緩和。他卻忽略了基督教社會對猶太人所持的更有“成見”的態(tài)度。這使得蒙沙達的屈服難以使讀者信服。無疑，在18世紀末的英國，猶太身份仍然是阻礙齊麗婭與基督徒理查·屈勒商姆結合的最大障礙。但是，齊麗婭不顧父親的阻擋，與情人幽會甚至私奔的行動已經表明了信仰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的動搖。既然邁出了這一步，就有可能繼續(xù)跨越宗教障礙。這說明，嚴格的束縛無法阻擋愛情的憧憬與渴望，無法抵制融入主流社會的誘惑。

從另一方面來說，“對于一個缺乏地域疆界而又歷經漂泊之苦的民族來說，猶太人比歐洲社會中的其他少數(shù)族類從心理上更渴望被外部社會接納、被主體民族認可”[5]（P68-69）。因此在這一時期，希冀通過改宗的方式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的猶太人比比皆是，且往往是比較富裕的、受過良好教育的猶太人。因此，蒙沙達同意女兒改宗完全可以理解。不過齊麗婭在父權和夫權的束縛下，缺乏自主權，始終軟弱可欺。如在私生子問題http://00559.cn/w/zw/1534.html上，屈勒商姆和蒙沙達十分一致。蒙沙達提出要徹底忘掉“私通所生下的孽障”，讓其保持一種“疏遠而卑賤的地位”。屈勒商姆則是“完全同意”，“急切而熱烈地擁護”[1]（P133-134）。他們維護體面的虛偽和丑陋在女性的母愛面前一覽無余。最終，齊麗婭卻順從了他們，壓抑、忍耐自己的母愛，因為她“不敢持異議，那樣既違反她父親的心意，又違反她丈夫的決定”[1]（P134）。

由于小說中齊麗婭的聲音受到了猶太父親和基督教丈夫的雙重壓制，讀者很難判斷齊麗婭到底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或者是為了滿足丈夫的虛榮而改宗。事實上，很多猶太人在啟蒙運動中接受洗禮并非因為確信基督教更真實、更有優(yōu)越性的宗教，而是如受洗過的猶太詩人海涅所說，因為“接受洗禮是猶太人通向‘文明’和文化社會的門票”。[8] 

本文來源：http://00559.cn/w/zw/1534.html  《芒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