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姆》:帝國與殖民歷史的交織——文學論文

    魯?shù)蟻喌隆ぜ妨?Rudyard Kipling,1865-1936) 20世紀英國享有盛譽的重要作家之一，他一生共創(chuàng)作了350多篇短篇小說以及4部長篇小說。這些小說題材廣泛，風格多樣，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詩歌、游記、兒童文學、隨筆、回憶錄等等，短篇小說的成就最為突出。在數(shù)量眾多的作品中，尤以前期的印度題材作品最為出色，包括《叢林之書》（The Jungle Book ,1894）、《基姆》(Kim ,1901)等。1907年，吉卜林由于“卓越的觀察能力、新穎的想象力、雄渾的思想內涵和杰出的敘事才能”而被瑞典科學院授予諾貝爾文學獎，成為英國第一位獲此殊榮的作家。 

    小說《基姆》是吉卜林最優(yōu)秀的作品之一。美國著名文學與文化批評家愛德華·賽義德在其著名的《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著作中，對吉卜林的小說《基姆》（Kim，1901）進行了細致的解讀和分析，并給予這部小說以高度的評價：“《基姆》在魯?shù)蟻喌隆ぜ妨值囊簧褪聵I(yè)中，乃至在英國文學史中都是獨一無二的”。并且“《基姆》是吉卜林唯一經久不衰而且成熟的長篇小說。少年人喜歡他，成年人閱讀它時也會懷有崇敬的心情和興趣?！雹儋惲x德將吉卜林這部小說文本置放在帝國和殖民的文化背景下，以其獨具匠心的“對位、游牧式的” (contrapuntal and decentered)對位批評，努力恢復小說所遮蔽的印度被殖民這一歷史面貌，還原“重疊的疆土,交織的歷史”(overlapping territoris,intertwined histories)②。同時，在歷史與現(xiàn)實的對話里體現(xiàn)出經典小說的美學價值，為經典文本的解讀和闡釋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

    小說《基姆》講述的是印度的一個愛爾蘭士兵的孤兒基姆如何作為一個拉合爾當?shù)厝碎L大，以及后來與一個西藏喇嘛在印度游歷，尋找傳說中的“箭河”和進行“大游戲”的故事。這部小說是吉卜林花費心血最多數(shù)易其稿，前后歷時10余年最終在英國完成的最后一部印度題材的小說。長篇小說《基姆》在1901年出版后立刻大受讀者青睞，吉卜林被視為英國當時最偉大的作家之一?！痘贰沸≌f的成功使吉卜林于19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T.S.愛略特稱《基姆》為“最成熟的印度題材作品、最偉大的小說”③。

     賽義德對小說《基姆》的解讀是從吉卜林與康拉德的比較開始的。在賽義德的眼中，康拉德同吉卜林一樣“能同樣強有力地把帝國的經驗當作主要題材”④來書寫的“另一位風格大師”⑤。盡管兩位作家在語調和風格上相當不同，但他們都把“英國海外活動的色彩、魅力與浪漫”⑥帶給了英國讀者。在賽義德看來，康拉德更具諷刺性、自覺意識和語言的模棱兩可的技巧，然而“更早贏得讀者的卻是吉卜林”⑦。吉卜林最偉大的著作大多是關于印度的，而那是康拉德從未涉足過的領域。在英國文學和思想中，涉及和寫作關于印度題材的作家不計其數(shù)，吉卜林便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一位。賽義德指出，吉卜林不僅寫印度，而且還屬于印度，充分揭示了吉卜林同當時屬于英帝國殖民地的印度之間的生活與精神關系。

    吉卜林1865年12月出生于印度孟買，吉卜林的父親約翰·洛克伍德·吉卜林（John Lockwood Kipling）出生在約克郡，是一位陶瓷雕塑工藝設計師，曾在南坎辛登博物館任職。母親艾麗絲·麥克唐納（Alice Macdonald）出生于牧師家庭，是位很有藝術修養(yǎng)的婦女。1865年，約翰·洛克伍德·吉卜林接到印度孟買藝術學校的邀請和聘書，當年3月，這對新婚夫婦便遠渡重洋來到孟買。約翰在孟買藝術學校任建筑雕塑學教授，后又遷居拉合爾，任拉合爾博物館館長。吉卜林非常喜歡寫作，于是他父親為他在拉合爾當?shù)匾患覉笊缯业搅艘环莨ぷ鳎?8歲時他已成為助理編輯。由于工作關系，吉卜林游遍了印度全國，對當?shù)氐娘L土人情以及英國殖民者在印度的生活有相當?shù)牧私?，也大大豐富了吉卜林的人生經歷，使他熟悉了印度社會，接觸到了社會上各個階層的人物。無論是拉合爾的集市、鴉片、賭場、妓院還是奇異、骯臟、神秘的螞蟻山都令吉卜林著迷。他和印度人生活在一起，他熟知當時印度人的習俗、語言和思維方式，可以與印度人自由交談，這使得他能夠真正了解、接受、觀察并且深切理解印度。

    此時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達到高峰，僅在1888年吉卜林出版了6部短篇小說。1889年吉卜林離開印度，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那里。然而，在以后漫長的歲月中，吉卜林大多以他早年在印度的生活為元素進行其藝術創(chuàng)作。1900年后，吉卜林定居英國，他的小說《基姆》是居住在貝特曼（Bateman's）時完成的，1936 年1月18 日，吉卜林在倫敦因病去世，享年71歲。英國政府和各界人士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為他舉行了隆重的國葬，他的骨灰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詩人角。吉卜林在英國接受教育，又長期在印度生活和工作，對印度有著深厚的感情并結下了不解之緣，他的許多作品都取材自印度。吉卜林的現(xiàn)實人生和文學生涯，折射了殖民帝國時期不列顛帝國與印度的雙重社會文化語境。

    在全球化的今天，吉卜林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并且人們對吉卜林的認識也開始出現(xiàn)了轉變，那種以往將其視為帝國吹鼓手的觀點開始為研究者所質疑和探討。2002年，大衛(wèi)·吉爾摩爾(David Gilmour)的傳記《長長的退場詩：魯?shù)聛喌隆ぜ妨值牡蹏松?The Long Recessional: The Imperial Life of Rudyard Kipling，2002)⑧出版后，引起英美評論界強烈反響，該書試圖為吉卜林頭上的“帝國主義詩人”正名。 2004年2月，美國“現(xiàn)代圖書館”出版公司( The Modern Library )也推出了吉卜林代表作《吉姆》的最新版本，由印度作家、《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的特約撰稿人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為其作序。在序言中，米什拉在對作品進行細讀分析的基礎之上，為讀者提供了一個充滿新意的分析：小說講述了出生于印度的愛爾蘭孤兒吉姆在印度流浪，成長，逐步確認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的故事。小說自始至終都充斥著無法調和的矛盾，而這些矛盾歸根結底就是主人公吉姆，或者說作者吉卜林的英國自我和印度自我之間的矛盾。在米什拉分析中，吉姆面臨的兩難之境就是吉卜林自身生存景況的寫照，矛盾重重不僅僅是吉卜林這部小說的結構特征，它實際上代表著吉卜林的思想和整個精神世界。

    在賽義德對位批評的眼光看來，這是對吉卜林小說的極大誤讀。賽義德指出，對于吉卜林所寫的印度，首先必須把它看作一個被英國統(tǒng)治了300年之久的地域，同時還必須考慮印度以及帝國的歷史因素，然后對其進行對位解讀，還原其歷史。15世紀歐洲開始了全球大探險之后，無數(shù)的航海家紛紛駛向大海，去尋找能夠從地球的另一端到達富饒美麗的東方古國中國和印度。麥哲倫在西班牙國王和王后的支持下，首先完成了全球航行，經過大西洋，經麥哲倫海峽到太平洋，通過印度洋繞過好望角回到了歐洲。之后哥倫布發(fā)現(xiàn)了美洲，達伽馬抵達了印度。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瓜分了世界東西半球率先成為了殖民帝國。之后，英國、法國、德國和荷蘭等也紛紛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國，英國打敗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再經過了和法國和荷蘭的戰(zhàn)爭，一舉奪得了世界性的霸權。到1885年，英國的殖民地已遍布各大洲，以及幾乎所有的海上戰(zhàn)略要地，如開普頓、毛里求斯、馬爾代夫、錫蘭、馬六甲、新加坡、馬耳他等。此時無論從地域還是從人口看，英帝國勢力范圍在世界上都是最強大的。通過這種殖民征服、控制和管理，這些地區(qū)的社會政治文化和經濟的發(fā)展與英國緊密聯(lián)系了起來，完全在政治經濟上成為了大英帝國的一部分。英帝國在建立現(xiàn)實殖民帝國的同時，同樣構筑了一個完整而成體系的文化帝國，英屬印度的復雜多樣的歷史文化語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賽義德看來，吉卜林既是一位大藝術家，同時也是歷史的產物，《基姆》產生在帝國的半正式時代，并且在某種程度上代表這個時代。無論怎樣，在賽義德的對位閱讀中，《基姆》仍然是“一部具有巨大美學價值的作品。”⑨賽義德認為有理由把吉卜林視為與托馬斯·哈代、亨利·詹姆士、以及后來的喬治·艾略特、喬治·莫爾等不相上下的作家。

    然而，賽義德認為，如果有人把《基姆》僅僅當做一部一個男孩子的冒險故事，或者將它視為一幅生活內容豐富、詳盡而可愛的印度全景圖來看的話，事實上那就不是在閱讀吉卜林所寫的小說。賽義德認為，吉卜林的小說代表了帝國及其有意識的合法化，他持有的帝國主義世界觀是明白無誤的，正像康拉德的帝國主義世界觀是明白無誤的一樣。他是大英帝國時期的作家，其作品肯定會受到他所處的特定歷史時期的影響，他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盡管如此，賽義德說，也不能簡單地將《基姆》歸類為帝國主義文學，或者將《基姆》指責為混亂的、極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種族主義想象力的產物。

    在《基姆》小說中，吉卜林描寫的主要人物之一克萊頓上校，是賽義德關注和分析的另一個人物。賽義德對克萊頓這個人物作了較為詳盡的分析。小說《基姆》刻畫的人間上帝，就是集人種學家、學者、士兵于一身的克萊頓上校。賽義德認為，克萊頓上校并非純粹是吉卜林編造出來的人物，可以肯定這個人物是吉卜林根據他在印度旁遮普的經歷中提煉出來的。賽義德認為有這樣三個理由足以說明他的推論：

    首先，在小說中盡管克萊頓這個人物非常重要，然而克萊頓出場的時候并不多，他的性格也不如其他人物表現(xiàn)得那么充分；但是，只要克萊頓這個人物一出場，那他一定是“別人行動的參照系、一個謹慎事件的指揮者、一個具有力量值得尊重的人”。⑩ 

    其次，特別有意思的是，克萊頓既是一個殖民主義官員，又是一個學者。這種力量和智慧的結合，類似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創(chuàng)造的神秘莫測無所不能的夏洛克·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這個人物，無論是柯南道爾還是吉卜林呈現(xiàn)給讀者的人物都是這樣一種形象，即他們所擁有的新經驗成為一種準學術領域，這使他們并非正統(tǒng)的工作方式變得合理化。這樣，殖民主義統(tǒng)治和犯罪偵查得到了尊敬，并獲得了經典之作和化學科學的地位。有關印度的任何事物都會引起克萊頓的興趣，因為所有有關印度的事情對他的統(tǒng)治來說都是重要的。對克萊頓來說，人種學與殖民主義之間不存在障礙。他把天才男孩基姆作為未來間諜的同時，也把他作為人種學研究的對象。對此賽義德指出，“吉卜林是最早揭示西方科學與政治力量在殖民地的作用，并揭示出科學與政治力量之間有著合乎邏輯的聯(lián)系的小說家之一?！?#9322;

    再次，吉卜林把克萊頓作為人種學家而非別的，顯然人類學家這個身份和角色是吉卜林深思熟慮的結果，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在現(xiàn)代社會科學所有的學科中，人類學在歷史上與殖民主義的關系最為密切，因為人類學家和人種學家常常就土著的規(guī)矩與習俗向殖民主義統(tǒng)治者提出他們的建議。因其原因，法國結構主義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提到人類學時將它稱之為“殖民主義的女仆”，由此可見人類學與殖民主義非同尋常的關系?？巳R頓這個人物折射出吉卜林的觀念：如果你不了解印度你就不能治理印度，而了解印度意味著你懂得它的運作方式。在《基姆》中，吉卜林表達了只要統(tǒng)治方式是對的，土著就能接受這樣一個的觀點，同時也描寫了英國人和印度人，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和諧相處沒有矛盾沖突的畫面，吉卜林理想中的印度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它就像帝國在海外的一個部分。在吉卜林生活的時代，有關英帝國的理論被廣泛地接受，那就是：英帝國不僅不同于羅馬帝國，而且它因擁有強有力的秩序、法律體系而優(yōu)于羅馬帝國，羅馬帝國僅僅是依靠掠奪來獲取利益的帝國。有關這些理論和觀念，小說中的人物克萊頓上校似乎也非常熟悉和了解。當他與那些孟加拉人、穆斯林、阿富汗人和西藏人打交道時，他從不輕易流露和表現(xiàn)出輕視其信仰或忽略其差別的不良情緒和姿態(tài)。賽義德認為，吉卜林肯定非常滿意他所塑造的克萊頓這個人物，他是那樣地與眾不同，那樣出色。吉卜林將克萊頓上校視為一位科學家，他的專長就是在復雜的社會進行精細的運作，并非把他作為一個上校官僚或者是一個貪得無厭的投機家進行描寫。吉卜林將克萊頓作為一個理想的印度官員進行刻畫、潤色，賦予他極大的幽默感、超然的態(tài)度以及關心愛護他人的品德。賽義德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克萊頓是英國力量幾代人以來在印度人格化達到頂峰的人物代表。”⑫

    另外，賽義德將小說《基姆》建立在“地理”與“空間”基礎上的松散結構與歐洲小說那種壓抑、無情的“時間結構”也進行了一個對比分析。賽義德援引盧卡奇（Georg Lukacs）的《小說理論》（Theory of the Novel, 1920）中的觀點首先對歐洲小說中的“時間”進行分析。賽義德認為，在與吉卜林同時代的歐洲小說中，時間往往扮演了一個個巨大的嘲諷者的角色，它將小說里的一個個主人公驅入到幻想甚至瘋狂的深淵，時間毫不留情地向那些陷入幻想和瘋狂境地的人們宣示，他們的幻想是毫無根據和徒勞可悲的。而《基姆》給你的印象則是時間鐘情于你，尤其是其中的兩個因素——印度空間的遼闊以及處于掌控地位的英國人，大大增強了閱讀《基姆》時伴隨而來的奇妙感覺。吉卜林將個人的意識、思想和感覺貫穿于整部小說，而他的手段是“地理”的：英國人重新占有印度，其目的是再次享有那廣袤的地域，并且好在那里自由自在、生生不息。正如賽義德所說，憑借“地理”手段，“吉卜林就可以采取甚至連帝國主義也從未夢想過的方式擁有并享有印度”⑬。賽義德認為，吉卜林對印度地理的偏愛同加繆（Albert Camus）那些關于阿爾及利亞的故事之間有著驚人的相似，盡管那些故事同吉卜林的小說比起來幾乎晚了半個世紀。賽義德以對位的眼光分析說，“對地理的偏愛描寫，并不代表著信心，其實是一種潛在的、卻又不愿承認的不安”⑭。如果您真正屬于一個地方，你無需反反復復地說個不停，更不必滔滔不絕，你根本不需要這樣的表現(xiàn)，因為你就屬于那個地方。這就像加繆《局外人》（The Stranger,1942）中的那些沉默的阿拉伯人，或康拉德《黑暗的心》小說中那個長著絨毛頭發(fā)的黑人，或者《基姆》中的印度人一樣。賽義德一針見血地指出，“殖民主義在地理上的占有卻恰恰強調和要求這樣明確的表現(xiàn)，這種強調正是帝國主義的文化特質，那就是它反復地向自己證明自己?！?#9326;

    賽義德認為，吉卜林對小說中“空間”和“地理”維度的把握，由于政治和歷史的原因而顯得十分突出，而這一點恰恰表現(xiàn)出吉卜林不可小視的政治判斷力。吉卜林似乎在說，印度是我們的，所以我們以這種輕松的、不可思議的和特別滿意的方式來看待它；吉卜林有好像在說，盡管印度也是別人的，但最為重要的是，遼闊而多姿多彩的印度卻牢牢地掌控在我們英國人手中。吉卜林是通過文學敘事把東方印度定型為浪漫化的客體，建立其作為他者的殖民地的文化經驗。吉卜林筆下的作品描寫了多個不同的印度，而小說《基姆》中的印度是最復雜的一個。吉卜林的《基姆》是以英帝國統(tǒng)治下的印度為背景的文學作品，吉卜林筆下的印度也是東方主義和帝國話語籠罩下的殖民地。有許多人譴責吉卜林，認為他的作品帶有太多的政治色彩，吉卜林在對印度殖民地生活的描繪中，常表露出對殖民主義的支持，認為沒有歐洲大國的幫助，印度等殖民地國家就不能生存，這一點在他的小說中也有所表現(xiàn)。

    《基姆》這部小說發(fā)表于1901年，當時吉卜林已經離開印度。吉卜林借基姆這個人物寫出了他自己對英帝國和印度所懷有的復雜矛盾的情感。小說中的基姆既是土著，又是殖民者；他既是愛爾蘭人、英格蘭人、同時也是印度人；他既是圣人西藏喇嘛的門徒，同時又是英國政府的間諜，基姆的身份不斷變換。實際上，通過描寫人世的無常和刻畫基姆多變的性格，吉卜林真實和深刻地描繪出了大英帝國和印度的復雜性。另外，這部小說的形式上的松散結構，使得吉卜林游刃有余輕松自在地將他在印度的獨特經歷，以寫意的風格呈現(xiàn)給讀者。印度作為吉卜林的出生地和成長的國度，吉卜林在《基姆》中以現(xiàn)實主義的細膩筆觸，充滿溫情地描寫了印度的山水，習俗和印度的人民，這樣的情景在小說中也隨處可見：

    在他們上方，高高在上的地方，地面突兀，直逼雪線，最后幾片大膽的白樺林在從西到東連綿幾百英里的雪線那里就像尺子劃線一般齊整整地停住了。那上方，巖石以隆起的懸崖和地塊的形態(tài)奮力鉆出白色的濃霧。再往上就是自開天辟地以來亙古不變、只因陽光和云霧的喜怒哀樂而變幻不定的皚皚白雪。他們可以看到暴風雨肆虐時白雪蒙上一片模糊的污斑。他們站著往下看，森林竟變成了連綿數(shù)里的一片藍綠色林海；森林下面有一個村落，四周稀疏散布著梯田和陡峭的牧場；在他們到過的這個村落的下方，一場雷雨正在發(fā)怒咆哮，一道一千二百英尺或一千五百英尺的斜坡通往一個潤濕的山谷，小溪流在山谷里匯合成了年輕的薩特累季河的源頭。⑯ 

    吉卜林為英國讀者展示了作為英國最大的殖民地的異域風采，小說中一幅幅具有印度風情和東方魅力的描寫畫面，吸引了當時無數(shù)的英國讀者，美妙的描寫讓人對印度的山山水水、民族習俗和印度人民充滿了想象，吉卜林對他生活過的印度始終充滿了美好而復雜的情感。應該說《基坶》是吉卜林小說中最富有濃郁民族色彩的作品。

    賽義德分析說，在吉卜林的這部作品中，既有關于帝國空間與帝國想象的殖民主義特征，同時也有對殖民主義者采取的一種理想化的塑造，以此構造出一個吉卜林心中理想的帝國空間，因此吉卜林的作品常常被視為帝國文學的范本。另一方面，吉卜林對印度土著的描寫雖然仍有西方殖民文學的范式痕跡，然而由于他在印度出生、生活和工作的經歷，吉卜林對印度始終飽含溫情、美好和對帝國反思的因素，其文本始終存在著一種理想和現(xiàn)實之間的復雜性和矛盾性。賽義德進一步分析說，在小說中，吉卜林設計安排的英國控制印度的手段——“大游戲”，與基姆和印度融為一體的情節(jié)以及后來醫(yī)治印度創(chuàng)傷的幻想具有一致性。賽義德指出，如果沒有英帝國主義的存在，小說中這樣的創(chuàng)意和描寫技法是不可能出現(xiàn)的，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因此，必須把這部小說看作一個積累的過程。

    十九世紀末印度獨立之前，這個過程達到了最重要的時刻——一方面是對印度的監(jiān)視與控制，另一方面是對印度的細枝末節(jié)細微之處的熱愛及執(zhí)迷的關注。一方面是政治上的掌控，另一方面是美學與心理上的愉悅，賽義德認為正是英帝國主義本身使其兩者的重疊成為了可能，將大英帝國與典型的前殖民地國家緊緊地聯(lián)系在了一起。吉卜林本人似乎對此是心中有數(shù)，然而許多讀者拒不接受這一令人惱怒甚至讓人難堪的事實真相。顯然，吉卜林不僅對英帝國主義有一個全面的了解，而且對于歷史上那個特定時刻的帝國主義也有其特殊的認識。一個被掩蓋的事實真相被揭露出來，那就是印度早在歐洲人到達之前就已存在了，而歐洲大國掠奪了印度的控制權。英國在印度最后階段的擴張領土引起了1857年的印度民族大起義，這次大起義加速了名存實亡的莫臥兒王朝（Mughal Dynasty ，1526-1858）的土崩瓦解。與此同時，印度人民為掙脫英國的征服，為爭取民族獨立，以各種方式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斗爭。

    賽義德進一步分析說，吉卜林選擇了小說的形式和他的小說人物基姆，以此來描寫他所熱愛的印度然而卻不能夠正當擁有的印度——這是貫穿整部小說的中心思想。但是 ，《基姆》肯定不是一部政治宣傳品。賽義德指出，“我們可以把《基姆》看作是它那個歷史時刻的偉大記錄，也可以把它視為是通往1947年8月14-15日午夜時分⑰——那個非同尋常道路上的一個美學里程碑”⑱。

    賽義德從對位批評的視角，對吉卜林經典小說作品《吉姆》進行了具有獨特視角的闡釋。賽義德對吉卜林塑造的基姆、克萊頓兩個主要人物、文本敘事結構、故事情節(jié)的設置，尤其是吉卜林對于空間、地理的把握、英帝國及印度殖民地歷史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分析解讀，以及將吉卜林《基姆》與同時代的作家作品進行對比分析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與眾不同令人耳目一新的闡釋版本，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全新視角的對位批評實踐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