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宗周意說解決之問題

 劉宗周意說對前儒存在的工夫兩截、體用二分的問題都有所解決。他論意有主宰，有生生，又純善，只是他此論的理由和前賢有所不同。學者關于蕺山對陽明學說的批評和發(fā)展已作過不少研，以牟宗三為代表，認為陽明、蕺山為兩系；以唐君毅為代表，認為蕺山是陽明的后學，蕺山學是陽明學之發(fā)展。[18]以下從明代思想演進的角度，說明蕺山意說欲解決前儒（主要是陽明）的問題，因此支持第二種觀點，認為蕺山是從王學內(nèi)部對陽明后學之流弊提出修正。
唐君毅從陽明四句教中直接推導出意就是為善去惡的愿望和動機，說明意為心之恒善之主宰，進而解決陽明誠意工夫不涵括未發(fā)工夫的問題。筆者在此基礎上，從工夫論的角度提出兩點補充，加強唐先生關于蕺山是對陽明學說的發(fā)展的論斷：一是意之主宰力的問題，表現(xiàn)為正心與誠意工夫之關系問題，如前所述，在良知為本體的前提下，意沒有主宰力，會導致正心和誠意工夫的循環(huán)問題；一是意之獨立性的問題，表現(xiàn)為認識論和實踐論的兩層關系問題。
陽明的知包含知善知惡和好善惡惡，因此沒有由知到行的動力問題，而蕺山提出的四句教曰：“有善有惡者心之動，好善惡惡者意之靜，知善知惡者是良知，為善去惡者是物則?！盵19]391將好善惡惡從知中單獨提出來，僅僅歸于意，那么知只是知善知惡。吾人可以問，為什么蕺山要將好善惡惡的意，從陽明所說的良知中獨立出來？這不只是強調(diào)好善惡惡之意的需要，而是好善惡惡和知善知惡必定要一體兩說。在認識論和實踐論兩層中，知、意先后關系存在著不一致的情形。蕺山曾說：“予嘗謂好善惡惡是良知，舍好善惡惡，別無所謂知善知惡者。好即是知好，惡即是知惡，非謂既知了善，方去好善，既知了惡，方去惡惡。審如此，亦安見其所謂良者？乃知知之與意只是一合相?！盵19]444445一方面，從認識論的層面上，知必定是先于意的，只有知善知惡方才可能去好善惡惡。另一方面，在實踐論的層面上，知是不能先于意的，如果是因為知善知惡而去好善惡惡，則是孟子所說的“義襲”，而不是真正的好善惡惡；同時，意也是不能先于知的，否則，知的本體地位不能保證，好善惡惡失去了是非的根據(jù)。正如蕺山所說：“如意先動而知隨之，則知落后著，不得為良?！盵19]446基于此，蕺山一定要單提意的問題加以說明，并由此發(fā)展出提升物、氣質(zhì)、情等形而下的概念。
其實，陽明將意涵括在知之中，并講知行合一，知與意也不存在先后問題，從學理層面上都是圓融的。但陽明的講法很高，所謂知都是真知，真知即是行，真知同時蘊含著好善惡惡的真意，因而沒有先后的問題。但實際上，大多數(shù)學者面臨的是有先后的問題，而陽明針對這些學者并沒有辨析知與意之間的關系，渾淪而論，導致后學行的過程中沒有走中道，產(chǎn)生困境。劉宗周之學，承陽明學而來，針對陽明后學一意玄虛蹈空的學說流弊，通過強調(diào)心之主宰力，說明虛中有實；通過對情、氣質(zhì)等的提升，說明虛乃即實。另一方面，也矯正了學者過于強調(diào)道德理性而忽視道德情感的另一種偏蔽。至此，劉宗周對于明中晚期學者關于意之生生，意之密機等學說都有一定的吸收，貫通動靜、未發(fā)已發(fā)、形上形下等方面，使誠意的學說發(fā)展到一個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