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確定性到確定性：從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結構變化的相對性看詩歌敘事文本意義的穩(wěn)定性

一、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不確定性

國內外學者關于對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不確定性的討論由來已久，起初很多學者認為詩歌文本的語義是模糊的，于是就大量援引語言學上關于語言模糊性的理論從各個視角闡釋和分析詩歌語言，進而得出詩歌敘事文本語義復義性的結論。這一結論的出現給詩歌的鑒賞和理解帶來了致命的危害，因為它的出現似乎意味著詩歌敘事文本語義是那么的難以把握，具有很大的不可知性，不可闡釋性，不穩(wěn)定性以及不確定性。正因如此，詩歌這個展現人類文明的重要領域，才長期備受冷落。如果沒有荷馬史詩作為敘事研究的實驗對象，柏拉圖、熱奈特、巴爾特、普洛普、格雷馬斯、托多羅夫，甚至費倫、赫爾曼等人的敘事學理論就不會那么快出現在世人的面前。其實，敘事學的研究從一開始就與詩歌敘事的研究、分析和闡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因此，對這一結論的反駁是非常重要的，類似燕卜遜在新批評的視角下所提出的 “復義性”中的其中“復義”或者德里達結構主義視角下所提出的“不確定性”等論斷對詩歌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它甚至在顛覆詩歌文本以及詩歌敘事文本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將詩歌推向了一個不可知的理論深淵，讓它在文學研究的領域里孤立無援，被長期的邊緣化或者他者化。本文就從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產生的哲學基礎的角度去探索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產生的理論源泉，從而推翻詩歌敘事文本語義不確定的謬論。

二、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符變化的相對性

詩歌敘事文本中的語符在其語義分析和闡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為詩歌敘事文本語符層面的研究是其語義層面得以立足的結構基礎。通過對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結構變化的相對性的分析和探索，詩歌敘事學對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確定性研究將會為詩歌敘事文本的解讀、分析和闡釋提供一定的理論支持，因為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的相對性從一開始就具有可感知性和可概括性。

然而，在探索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的過程中，令人頭疼的就是，要在不斷變化的詩歌敘事文本語符中去探索和闡釋其結構特征及其對詩歌敘事文本語義表達和傳遞過程中所產生的作用。這是因為詩歌敘事文本的敘事語符不是恒古不變的，它會隨著詩人創(chuàng)作思路、創(chuàng)作意圖和創(chuàng)作手法的變化而使語符的結構不斷變化。正因如此，許多讀者就給詩歌敘事文本貼上“復義”或者“模糊”或者“含混”的標簽，認為由詩歌敘事文本語符決定的語義實在是難以把握，因為其語符一直處在變化之中。這些標簽帶來的后果就是更多的讀者在解讀文學文本時有意的回避詩歌文本甚至詩歌敘事文本。久而久之，詩歌文本以及敘事文本被孤立起來，有關詩歌敘事文本理論研究也再無音訊。

其實，這些讀者對詩歌文本或者詩歌敘事文本的回避或者孤立均源于他們從唯心主義的立場出發(fā)，從而對詩歌敘事文本語符變化產生誤解。他們片面的認為詩歌敘事文本的變化是絕對變化的，他們覺得要去把握一個絕對變化的事物是十分艱難的。事實上，這個世界上存不存在絕對變化的事物呢？唯物主義者關于事物變化的觀點明確指出這種事物是不存在的。由此看來，詩歌敘事文本語符不是絕對變化的事物，其變化是相對的，是可以把握的。正是其變化的相對性使得廣大讀者對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探索和研究有了可能。

三、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結構的確定性

既然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的變化是相對的，其內在的結構也是確定的。由此可知其語符結構變化不再像之前讀者所說的那樣難以把握，因為詩歌敘事文本的語言符號系統內部的各個能指符號結構、各個所指符號結構以及能指符號與所指符號之間的關系結構都不是處于絕對變化之中的，其變化也都是相對的，由此可見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符結構是具有確定性的，是隱藏在詩歌敘事文本語義“背后的東西”[1]。

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結構的確定性在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表達和闡釋中有著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在研究詩歌過程中，很多學者關于不確定的討論是不確定的，因為他們時而論述敘事詩歌的不確定性，時而論述敘事詩歌意義的不確定性。這就讓人很難把握他們的研究立場和視角，他們到底是說詩歌具有不確定性，還是說詩歌意義具有不確定性，因為他們這個提法本身具有不確定性。

如果稍加注意，其實就不難發(fā)現，他們不確定的可能不是詩歌本身，也不是詩歌意義本身，而是詩歌意義的產生。由于他們說不清詩歌的意義或者詩歌的語義從什么地方產生，于是他們就盲目的給詩歌或者詩歌意義貼上“不確定”這個標簽，讓越來越多的人敬而遠之。

其實，只要能夠弄清敘事詩歌語義產生的途徑，就能為詩歌敘事文本摘掉這個委屈的標簽。從語義產生的途徑來說，詩歌敘事文本的意義來源于詩歌敘事文本自身的一套系統的語言符號系統。這套語言符號系統有著自身特定的結構，不僅如此構成這套系統的語符也有自身的結構，各語符間也有一定的結構。這些結構的變化會引起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變化。因此，要闡明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義還得先研究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符。

話雖如此，也不能將詩歌敘事文本語符的變化看成是絕對的變化。倘若是這樣，詩人在敘事詩歌中表達的語義也是絕對變化的，詩歌敘事文本也很難最終確定下來。這樣一來，詩人的思維能力和精神狀態(tài)都會遭到懷疑。由此看來，詩歌敘事語義表達所依賴的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符變化是相對的。只有這樣，才能展開討論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確定性。

四、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確定性

從符號學上來說，語符的意義產生于其在語符關系中的位置，即其在語符關系中的作用。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義當然也就來自于其內部的能指符號結構，所指符號結構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的結構了。為此，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確定性應該從詩歌敘事文本語符內部能指符號結構的確定性、詩歌敘事文本內部所指符號結構的確定性以及詩歌敘事文本內部能指和所指符號間關系結構的確定性等三個方面來展開論述。

首先，從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角度來說，詩歌敘事文本的語言是一個有機的、系統的、確定語言符號系統，構成這一系統的其中一部分就是詩歌敘事文本敘事語言內部的能指符號結構，它是詩歌敘事文本語言符號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像語言符號系統一樣，詩歌敘事文本敘事語言這一能指符號結構也有自己內在的、本質的、有規(guī)律的結構規(guī)律。詩歌敘事文本的語言的能指符號指向詩歌敘事文本語言的音韻形象，它也有著獨特結構特征和結構規(guī)律，這個主要體現在詩歌敘事文本語言的音韻、節(jié)奏和韻律的語音結構特征上。雖然不同詩人創(chuàng)作的作品有著不同的創(chuàng)作風格，但是詩歌敘事文本在音韻、節(jié)奏和格律方面都是有規(guī)可循的，因為構成這些音韻、節(jié)奏和格律的音韻符號結構是相對穩(wěn)定的，這就使得詩歌敘事文本語言內部的能指符號結構趨于穩(wěn)定。有了相對穩(wěn)定的能指符號結構，詩歌敘事文本語言這一有機的語言符號系統才得以最終形成。這樣，詩歌敘事文本的音韻、節(jié)奏和韻律結構的變化也就能凸顯其變化的相對性，從而保障了詩歌敘事文本能指符號的確定性以在相對穩(wěn)定的動態(tài)結構中靈活有序地通過詩歌敘事文本能指符號的聲音表象穩(wěn)定地為傳遞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義奠定了良好的音律結構基礎，用其豐富而多變的音樂特征和巧妙的音律結構愉悅讀者的聽覺感官，讓讀者在輕松、舒適的節(jié)拍中領略詩歌敘事文本結構的美和音樂的美。正是這樣巧妙的結構安排讓詩歌敘事文本在歌的動態(tài)特質中流露出其恒定的美，將詩歌敘事文本能指符號的不確定性轉化為確定性，同時也進一步突出和彰顯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確定性。

其次，依照索緒爾結構主義語言學的觀點來說，詩歌敘事文本內部所指符號從其結構上來說，也有著反映詩歌敘事文本“概念” [3]以及語義所必須的“系統而有序” [4]的動態(tài)結構。詩歌敘事文本所指符號的穩(wěn)定性來自其內部結構變化的相對性。詩歌敘事文本所指符號的結構總是在動態(tài)的變化中保持相對穩(wěn)定，因為此結構也是客觀的物質結構，自然具有其物質性的特征，總是按一定的規(guī)律有機、系統而又科學的組合起來以詩歌敘事文本的能指結構通過其“概念與邏輯”[3]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來準確地闡述和表達其語義。有了這一有規(guī)律的所指結構，詩歌敘事文本才能在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中得以確定下來，否則詩歌敘事文本就不會以任何文本的形式出現在讀者的面前，因為詩人是無法也不能把握一個被自己認為處于永恒變化當中的詩歌敘事文本結構，并將它構思出來的。此外，但凡是思維正常的詩人對自己在詩歌敘事文本中所要通過詩歌敘事文本所指符號表達的語義是了然于心的，因為他創(chuàng)作的思路也是在變化動保持著相對的穩(wěn)定的。倘若詩人創(chuàng)作的思路都處于一種永恒的變化之中，那詩人所創(chuàng)作的詩歌敘事文本也必將處在永恒的變化之中，其詩歌敘事文本的所指符號也必將因此而處于永恒的變化之中。結果，詩人無法將其不斷構思的文本以文字的形式固定下來，那么詩歌敘事文本就不可能被確定下來，世上哪還有什么詩歌敘事文本呢？而事實上，大量的詩歌敘事文本已經被無數詩人創(chuàng)作出來擺在所有讀者面前。因此，認為詩歌敘事文本的能指結構是不確定的論述，便是謬論了；認為有詩歌敘事文本的所指符號表達出來的詩歌敘事文本語義是不確定的論述，更是謬論中的謬論了。由此可見，詩歌敘事文本所指符號是一個詩歌敘事文本的敘事語言符號系統中的另一個子系統，也有著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也具有客觀的確定性。

再者，詩歌敘事文本內在的能指和所指符號之間的關系其實也是一個詩歌敘事語言符號系統中的又一個子系統，也有著自身復雜多變而又相對穩(wěn)定的結構。一方面，其結構隨著詩歌敘事文本內部的能指和所指符號的變化而變化；可以說，來自詩歌敘事文本內部能指和所指符號的任何輕微的變化都必將會引發(fā)整個詩歌敘事文本內部能指和所指符號之間整個關系結構的變化。這一點，與索緒爾所說的能指和所指關系的 “任意性或隨意性” [2]既是一致的，又是相悖的。說一致，是因為詩歌敘事文本內部能指和所指符號結構的變化與二者之間不可能時一一對應，也不可能同時進行。說相悖，是因為索緒爾對語言符號系統內在的能指和所指符號之間關系的任意性隨意性判斷，可能無形中將詩歌敘事文本語言符號系統內部能指符號結構的變化、所指符號結構的變化以及二者之間關系結構的變化絕對化，容易用變化的決定性來否定其相對性，從而陷入了一種唯心主義的立場，認為事物都總是處在絕對的變化之中，而忽略了其相對靜止的狀態(tài)。因此，用任意性或者隨意性來表述二者之間的關系，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另一方面，還得認識到二者結構變化以及二者關系結構變化的相對性。正是這些結構變化的相對性使得詩歌敘事文本的語義從眾多學者所說的模糊性、復義性、朦朧性、神秘性和不確定性當中解放出來，走向其原本的確定性。

五、結論

   縱觀全文論述，不難看出那些用模糊、復義、朦朧、神秘以及不確定來表述詩歌敘事文本的觀點是片面的、絕對的、荒謬的和不成立的，是詩歌敘事學研究中的唯心主義立場。詩歌敘事文本語義的確定性來自于詩歌敘事文本內部能指符號結構的確定性、詩歌敘事文本內部所指符號結構的確定性以及詩歌敘事文本內部能指符號和所指符號之間關系結構的確定性。

本文來源：《文學教育》：http://00559.cn/w/wy/6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