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論源頭：金融外部經濟——河北經貿大學學報

 比較發(fā)展經濟學的經濟發(fā)展階段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經濟增長、經濟周期理論可以發(fā)現：“中等收入陷阱”的階段論劃分，其關鍵在于“結構重要”命題以及產業(yè)關聯機制。將“結構約束”和“經濟效率”相統(tǒng)一的金融外部經濟，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重要的方法論源頭。
（一）結構重要：從階段論與周期論的比較研究開始
“發(fā)展階段”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有很多共同之處。但是，如果關注點集中于不同發(fā)展階段的“階段性特征”，以及相鄰發(fā)展階段之間的過渡等問題，那么，僅僅關注“波動規(guī)律”的“經濟周期”理論分析工具，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那些在“經濟周期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中被抽象掉的“結構性差異”則顯得非常重要。本部分從“階段論”和“周期論”的差別開始進行討論，將闡明由于抽象掉了結構性差異，“經濟周期理論”對于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長期規(guī)律的分析可能忽略了非常關鍵的內容。過度依賴“經濟周期理論”，忽略結構性問題，可能是經濟學基礎理論在“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上解釋力不足的重要緣由。這為我們探求“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確定一條較為清晰的理論指向。
我們的分析可以從這樣一個“總產出”公式開始：
Y=A·F（L，K），
其中Y表示產出量，A表示技術水平，L和K分別表示勞動和資本數量。
這一公式是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所普遍采用的“生產函數”模型。在這個模型中國民經濟各部門的“產出規(guī)?！?，被抽象為一個統(tǒng)一的加總的指標“Y”。相應的，經濟增長理論所討論的“經濟總量”和“經濟規(guī)?！钡脑鲩L和波動，也是這個“總產出”的增長和波動。這種處理方式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的基本共識。很明顯，這種處理已經將產業(yè)之間的結構比例抽象掉了。
然而，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的歷史現實卻表明，結構比例并非是一成不變的，在不同的經濟發(fā)展階段，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結構比例的變化，不僅是存在的，而且是顯著的，這一差別一直被視為比“人均收入”更為重要的劃分經濟發(fā)展階段的“關鍵指標”④?？梢哉f“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抽象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關鍵性內容之一，也導致經濟學基礎模型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經濟發(fā)展的階段性差異。
當然，任何一個理論都沒有必要囊括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的所有特征。“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也完全可以做出類似的辯解。但是，當我們關心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過程中的“階段性困難”時，即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作為解釋對象時，這種“抽象”將是不可接受的，因為同時被“抽象”掉的正是經濟增長過程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產業(yè)之間的結構約束和供求關聯機制。
當學者只關注一個抽象的“總產出規(guī)?！睍r，其假定的不僅僅是“對不同產業(yè)的結構比例不再關注”，還包括“生產出的東西都能夠找到相應的交易對象進行交換”?；仡櫼幌聞P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總量分析不難發(fā)現，“國內生產總值”即“總產出”在市場上可能遭遇的銷售困難，只來自于總支出和總需求方面，只有支出總量和需求總量的不足，才構成這些“總產出規(guī)?！痹谑袌錾系匿N售困難。換言之，“只要貨幣和收入是充足的”，不同商品之間的市場交換將不會出問題。因此，以此為基礎的分析框架，必然將經濟周期波動、就業(yè)不足、物價波動和經濟政策的關注點集中于“貨幣總量”等指標上。
如果我們將各產業(yè)之間的“結構比例”納入視野，我們將發(fā)現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關鍵問題：并不是所有的產品都能夠在市場上順利地找到他的交易對象。這就是產業(yè)之間的“供求關聯”。任何一個產業(yè)的產品，都需要與其他產業(yè)部門相交換。在一定時期內，或者說在一定的經濟發(fā)展水平上，各產業(yè)之間彼此的“供求關聯”是相對穩(wěn)定的。因此，某一個產業(yè)規(guī)模的擴充，必然要求其他產業(yè)規(guī)模的相應擴充，否則，“單獨擴充”其規(guī)模的產業(yè)，將由于“交易對象”的不足，而面臨更高的生產成本（上游產業(yè)生產的原料和中間品的不足）或更低的銷售價格（購買其產品的部門生產的“交易物”不足）。我們可以將這種“關鍵困難”表述為：任何產業(yè)部門的擴張，都依賴于那些與之相關聯的產業(yè)部門的“協(xié)同擴張”，否則“單獨的擴張”將受到懲罰。相應地，這一機制也會形成經濟增長的“關鍵動力”，當與某一產業(yè)相關聯的多數部門或者主要部門已經實現了擴張，那么，這一產業(yè)的擴張將是“自然的”“順暢的”，甚至是“強制的”。這一原理意味著，從“經濟結構”視角對經濟總量波動、就業(yè)量變動和經濟政策等基本問題，提供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根本性解釋，這是“宏觀經濟學”和“貨幣經濟學”長期忽略的一個根本性解釋。
其實，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這種“結構因素”和“關聯機制”的重要性是非常明確的。經濟增長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被視為“擴大再生產”問題。擴大再生產的實現，不僅僅是總體產出的問題，不同產業(yè)之間的結構和關聯問題，必須被納入統(tǒng)一的分析框架之中。以下是馬克思關于這一問題的著名論斷：
“當我們從單個資本的角度來考察資本的價值生產和產品價值時，商品產品的實物形式，對于分析是完全無關的，例如，不論它是機器，是谷物，還是鏡子都行。……說到資本的再生產，我們只要假定，代表資本價值的那部分商品產品，會在流通領域內找到機會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要素，從而再轉化為它的生產資本的形式。同樣，我們只要假定，工人和資本家會在市場上找到他們用工資和剩余價值購買的商品。但是，當我們考察社會總資本及其產品價值時，這種僅僅從形式上來說明的方法，就不夠用了。產品價值的一部分再轉化為資本，另一部分進入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這在表現出總資本執(zhí)行職能的結果的產品價值本身內形成一個運動。這個運動不僅是價值補償，而且是物質補償，因而既要受社會產品的價值組成部分相互之間的比例的制約，又要受它們的使用價值，它們的物質形式的制約?！盵12]
因此“社會總產品”不再被視為一個整體的C+V+M，而是區(qū)別為兩個不同部類的I（C+V+M）和II（C+V+M），無論是簡單再生產還是擴大再生產，兩個部類之間在結構和比例上都要服從相應的等式要求：簡單再生產條件下I（V+M）=IIC，擴大再生產條件下I（V+△V+M/X）=II（C+△C）。違反這些比例結構將會形成“價值革命”，導致經濟危機。在馬克思那里，這種“結構約束”是引發(fā)危機、阻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而在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理論中，貨幣和總需求政策問題，才是導致經濟波動的關鍵因素。
總之，抽象掉了各產業(yè)之間的結構比例，不僅難以有效地標識不同的經濟發(fā)展階段，而且忽略掉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fā)展中的“關鍵動力”或“關鍵困難”。因此，要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等特定經濟發(fā)展階段的“困難”，經濟結構顯得尤為重要，一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yè)關聯機制的方法論工具，才是“中等收入陷阱”研究的方法論源頭。
（二）金融外部經濟：結構與效率相統(tǒng)一的方法論源頭
雖然在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包含了可以處理結構問題和產業(yè)關聯機制的大量有價值的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框架，但是考慮到“中等收入陷阱”與發(fā)展經濟學、經濟發(fā)展理論之間的特殊的關系。我們還是從發(fā)展經濟學的理論脈絡中明確“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論源頭。
金融外部經濟就是這個能夠兼容結構性問題和產業(yè)關聯機制的方法論源頭。實際上，金融外部經濟也一直充當著發(fā)展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1943年，羅森斯坦·羅丹的“大推進”理論[13]，以“不可分性”表述了各產業(yè)部門之間的交互依賴。1954年，西托夫斯基[14]系統(tǒng)論述了“技術外部經濟”和“金融外部經濟”概念，并將羅丹的研究視為對金融外部經濟的應用。自此，金融外部經濟成為討論不同產業(yè)、不同區(qū)域結構性依賴的關鍵方法論基礎。西托夫斯基也被視為金融外部經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實，正如西托夫斯基在其文章中所指出的，金融外部經濟概念，是經濟學家維納于1931年提出的。
我們認為，金融外部經濟是操作結構性差異、產業(yè)關聯機制的關鍵的方法論源頭。要闡明金融外部經濟的方法論特性，有必要回到其原點，對金融外部經濟進行剖析。
1931年，作為對經濟學界20世紀20年代“成本大爭論”的總結，經濟學家維納在《經濟學》期刊發(fā)表了著名論文《成本曲線和供給曲線》，系統(tǒng)闡述了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常見成本曲線，同時也在分析中明確提出了“金融外部經濟”（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ies）概念。金融外部經濟可以表述為，由于對服務和物質產品整個產業(yè)的購買量增長所導致的服務和物質產品價格的下降。產業(yè)A的金融外部經濟可能是其他產業(yè)B的內部經濟或外部經濟，如果產業(yè)A購買了更多的服務或物質產品，它們的價格將下降，因為產業(yè)B可以用更低的單位產品生產出這些產品”⑤。這是金融外部經濟提出的最原始的表述。從這個表述中不難看出，金融外部經濟實際上是外部經濟的報酬遞增機制在產業(yè)關聯領域的延伸和應用，是報酬遞增機制與關聯機制的結合體。
產業(yè)關聯是各產業(yè)產出規(guī)模之間的交互依賴。而報酬遞增機制則是規(guī)模與效率之間的密切關聯，是指生產規(guī)模越大，生產的平均成本越低。導致這一機制的原因包括：規(guī)模擴大為更為專業(yè)化的分工提供條件，促進了技術進步和勞動技能的提升；更大的生產規(guī)模提高了對固定資本的利用效率，使單位產品分攤的固定成本減少，等等。所謂金融外部經濟就是指一個部門的生產效率受到與之存在供求關聯的部門的生產規(guī)模的影響。因此，金融外部經濟將“產業(yè)關聯機制”所描述的“規(guī)模聯系”和“結構依賴”，推進至“效率聯系”和“技術聯動”。在金融外部經濟的視角下，由于各產業(yè)規(guī)模之間的必然聯系，各產業(yè)以規(guī)模擴張為基礎的效率提升和技術進步，相互關聯、相輔相成。
這一原理最為清晰和著名的表述是發(fā)展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楊格定理”⑥，金融外部經濟的表述更為貼近本文所關注的“結構因素”“產業(yè)關聯”“技術進步”等內容，其模型化成果也廣泛分布于高級發(fā)展經濟學和空間經濟學領域，因此本文選擇“金融外部經濟”來指代這一原理。關于這種依賴和關聯機制，克魯格曼將其表述為：“這種循環(huán)關系意味著一國可能會經歷自我強化的工業(yè)化（或者無法實現工業(yè)化）”[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