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小說中的生存困境解讀

自步入文壇以來，余華的小說因其風格獨特、余味悠長而受到了廣泛的好評，尤其長篇小說《活著》、《許三觀賣血記》等，更是激起了社會上的強烈反響。余華以其“先鋒姿態(tài)”圍繞人類生、死兩件大事，進行了深入的剖析與敘述。無疑，余華的作品在對人生困境的挖掘與展現(xiàn)上所做出的貢獻是值得肯定的，他通過探索人類生死問題所做出的人生意義叩問也是非常有價值的。

一、暴力與死亡

余華的小說創(chuàng)作可以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在前一階段的創(chuàng)作中，暴力與死亡元素總是在小說內(nèi)容中占很大篇幅，并被余華以一種超然冷靜的態(tài)度進行敘述，由此，入木三分地刻畫出人性之惡，進而剖析了人的生存困境。

《十八歲出門遠行》中的“我”，在18歲這一年開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遠游，但卻遭遇了罪惡的人群與陰暗的世界。“我”為保護蘋果主人的蘋果，而挨了強盜的打，換來的卻是蘋果主人的冷眼與漠視，甚至嬉笑旁觀。作為一個尚且擁有光明而溫暖心性的少年，面對這樣的猙獰現(xiàn)實只剩錯愕以對。

《現(xiàn)實一種》更加深入地刻畫了人性之惡：弟弟的幼子被哥哥的4歲兒子無意摔死了，弟弟便喪失理智的踢死了哥哥的4歲兒子復仇。而仇恨循環(huán)不止，哥哥為復仇殺死弟弟，弟媳為復仇再借助公安殺死哥哥，并為了使哥哥死無全尸而將哥哥尸體捐給醫(yī)院。

可見，余華的前期小說總是以一種暴力血腥的書寫，來體現(xiàn)一重重人性罪惡的帷幕，使人憂懼，使人驚慌，使人感覺生存的絕望與痛苦。

二、生存與活著

余華的小說中遍布“活著本身就是一種苦難”的意味，因為在小說中隨處可見關于生存困境的描述，以及所有人都無力逃避這種困境的無奈。

《在細雨中呼喊》的主人公孫光林從小便生活在不和諧的家庭中，因一直被父親排斥而沉默寡言，先是經(jīng)歷了三兄弟自相殘殺，后又目睹養(yǎng)父母的可悲生活，自己一再陷入被拋棄的命運，一再被恐懼感包圍，只有永恒的孤獨陪他活著。

《我沒有自己的名字》的主人公是以幫人送煤維持生計的傻子，他作為一個喪失了姓名權(quán)的人，注定得不到眾人的尊重，只會備受屈辱，嘗盡人情冷酷，最后終于在與一只狗的相處中感受到了一絲溫暖，卻被許阿三之流用卑鄙的手段無情地殺了狗，從而奪走了傻子唯一的生命支柱，使傻子生無可戀。

余華小說中總是充盈著這樣一股宿命的味道：“人活著就要受苦”，面對生存困境，人注定無處可逃。不過，雖然余華小說中渲染的暴力死亡、殘忍人性讓人絕望，但是又仿佛在這樣的絕望背后，總會隱隱給人一種希望。

三、忍耐與麻木

作為余華代表作的三部長篇小說，在描述人們與生存困境的抗爭時，無一例外的都凸顯了“忍耐”這一態(tài)度，以及“麻木”這一結(jié)果。

曾有人這樣描述余華的創(chuàng)作：“沒有人比他更善于幫助我們在自己身上把握生命的歷史，從童年（《在細雨中呼喊》）到壯年（《許三觀賣血記》），然后到老年（《活著》）的過程。所以他的書一旦問世，就成為人類共有的經(jīng)驗?！憋@然，這一評價是想告訴我們：余華藉由自己的作品，向我們展示了人類的種種生存困境，但是面對困境，余華選擇的不是抗爭與前行，而是忍耐與消解。

《活著》的主人公福貴在經(jīng)歷了坎坷波折的一生后，終于被無力應對的困境帶走了所有“生”的信念，他不再恐懼死亡，反而想以死求得解脫，但死亡卻偏偏不肯降臨于他，只任他繼續(xù)在“生”的磨折與悲苦中繼續(xù)“活”下去?！对S三觀賣血記》中的主人公許三觀也是如此，始終在苦難的生存困境中無力掙扎著。

所以，我們可以從福貴和許三觀這兩個人物形象上看出，以忍耐與消解對抗生存困境，最終只能被生活拿回所有生機與希望，繼而變得冷漠麻木，感受不到存在的意義。

總之，考察人性與叩問生命，是余華小說創(chuàng)作的基本出發(fā)點，也是他對人的生存困境進行解讀的根本途徑。作為一個滿懷悲憫的作家，他始終關照并借用悲憫的力量救贖著善良而普通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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