懲罰性賠償的中國情境——社科縱橫

 在我國，2009年底通過的《侵權責任法》第47條規(guī)定：“明知產品存在缺陷仍然生產、銷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被侵權人有權請求相應的懲罰性賠償?！痹偌由现巴ㄟ^的《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合同法》第113條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8、9條以及第14條第2款，在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中，共有5處規(guī)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懲罰性賠償制度的確立，反映了我國法律制度的與時俱進，但是在理論和實踐中卻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
《侵權責任法》第47條所規(guī)定的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要件要三：一是明知；二是產品領域；三是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明知”和損害后果要件并沒有任何的異議，但是《侵權責任法》第47條所規(guī)定的產品責任和《食品安全法》第96條第2款的食品安全責任之間，卻存在適用難題。學者周江洪認為，兩者在主觀要件、產品類型、損害后果要件以及賠償數額基準等方面存在不同，適用不同的規(guī)范會給涉訴當事人的另一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就不符合食品衛(wèi)生標準的食品類產品致人死亡或健康嚴重損害的這一情形，兩者之間形成了適用規(guī)范并存的局面。[6]也就是說，《侵權責任法》的頒行并不意味著懲罰性賠償制度就能夠得以運行。從法律制度的統(tǒng)一性和完備性角度看，一方面，要將《侵權責任法》所確立的懲罰性賠償制度與之前法律法規(guī)所確認的懲罰性賠償機制相銜接，特別是有關構成要件方面的爭議；另一方面，要運用案例指導制度的相關方法，對第47條的適用作出相應的限制，防止懲罰性賠償機制的濫用。
關于懲罰性賠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規(guī)定成為學術界爭議的焦點，即“王?！卑富蛑儋I假案是否適用懲罰性賠償。一般而言，主要有兩種意見，即否定派和贊成派，前者以梁慧星教授為代表，后者以王利明教授為代表。否定論者主張，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2條所限定的“消費者”，即王海的行為并不屬于生活消費行為，而往往轉變?yōu)閭€別人的牟利性工具和社會化的報復性手段。進而如果法律保護這種行為，也就意味著法律保護一種不誠信甚至略帶有詐騙性質的行為。贊成派則認為，購買者的動機并不是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所必須考慮的因素，即任何人只要其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不是為了將商品或者服務再次轉手，也不是為了專門從事某種商品貿易活動，其購買行為便是為了“生活消費”，也就屬于消費者的行列?！断M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規(guī)定的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功能并不僅在于對受害者的賠償和致害者的懲罰，而更多地在于通過有效減少不良行為者的權益促使其良性行為，從而維護市場的有序，但這依賴于消費者的維權行為，而知假買假行為有利于促進打假功能的發(fā)揮。[7]可見，雙方爭論的焦點在于：王海是不是消費者，以及王?，F象的客觀社會效果如何，即王?，F象能不能促進消費者的維權意識提高，進而提高經營者的責任意識，從而共同構建良好的社會經濟秩序。筆者認為，從懲罰性賠償機制的正當性源于其本質屬性——類懲罰性，特別是《侵權責任法》第47條所規(guī)定的懲罰性賠償機制的構成要件來看，對于受害人的主體性要求并沒有納入法律的考量范圍。從更為現實的意義上講，王海現象的出現客觀上是由于我國規(guī)范市場經濟的法律尚不健全，導致大量侵犯消費者權益現象的出現，王?，F象才有“存活”的空間。隨著我國法治建設的逐步完善，特別是懲罰性賠償機制的適當運用，出售假冒偽劣的現象理所當然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王?，F象自然會退出“歷史舞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