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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農民工有序政治參與之對策

作者:河南師范大學法學院—程利敏來源:原創(chuàng)日期:2012-02-05人氣:1512

摘要:近年來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得到了大家的廣泛關注,他們的身份面臨著尷尬的境地。當新生代農民工離開農村后,對村里的政治選舉似乎并不關注,也不重視,有很多農民工表示并不想回到農村當村干部,很難參與村里的政治選舉,但是在城市,他們又很難參與政治,這使得他們的政治權利很難得以保障和實現,我們從新生代農民工無序參與政治的現狀及產生原因,探討如何解決農民工無序參與政治的狀態(tài),使之達到有序,構建一個更加和諧的社會。

關鍵詞:新生代農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權;信訪制度;

新生代農民工與以往所說的農民工的最大不同點是,新生代農民工大多都是80、90后的青少年,老一代的農民工大都為生存為家庭而奮力拼搏,新生代的農民工大多是為了體驗生活,新生代農民工與老一代相比較,他們心智一般成熟都比較晚,吃苦精神不及老一代農民工,這使得他們在城市里更難生存,很難站穩(wěn)腳跟,且他們在城市生存的機率也遠遠小于老一代農民工。他們迫切的希望融入城市,做一個真正的城里人,他們不但希望能更好的爭取到自己的經濟和社會權益,更希望自己能有一個“說話”的地方,能充分行使他們的“話語權”,但是,在我國現在的政治體制下,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權的途徑嚴重缺失。

一、新生代農民工無序參與政治的現狀和原因

(一)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呈無序狀態(tài)

進幾年來,大量的農民工涌入城市,從而引發(fā)了一系列的社會經濟問題。首先,在工業(yè)化和現代化高速發(fā)展的進程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是社會經濟快速發(fā)展的產物。但是由于我國是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經濟體制,城鄉(xiāng)長期分割,農村人口進入城市有限制,加大人口流動以后,在一定程度上給城市的社會治安管理造成了很大困擾,城市的建設遭到損害的情況時有發(fā)生。如人口密集、交通擁堵、治安混亂、環(huán)境破壞、資源緊缺等,使一些地方政府對農民工進城采取了限制的態(tài)度。農民工勞動力的流動一般都帶有些許程度的盲目性,所以也就造成了他的無序性。其次,我國實行的城鄉(xiāng)分割二元經濟體制,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鄉(xiāng)分開治理的理念,并且在制定政策的時候,也都疏忽并且歧視了農民工。在大批的農民工涌入發(fā)達城市后,他們的就業(yè)得不到保障,也沒有可靠的收入來源,在這種情況下,容易滋生犯罪。而經過事實調查研究,新生代農民工是最容易犯罪的一部分。雖然他們長期在城市生活,但是他們又不屬于城市,他們往往有一種孤獨漂泊感,他們被“邊緣化”了,這往往是政治騷亂和社會騷亂最有可能的源泉。因此,新生代農民工就成了我國經濟發(fā)展和構建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

農民工的調查問卷調查表明,“新生代”農民工對政治的關注度比上一代明顯提高,政治訴求愿望比較強烈,但是呈現出明顯的地域選擇性。他們關注政治更多的集中在所在城市政治和自身的權益保護方面。雖然他們參政的積極性較高,但是參與行為卻受到了阻礙,其參政的狀況深深烙上了城鄉(xiāng)二元體制的烙印,具有“邊緣化”的特點。第一,村委會和村民自治是農民工參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們遠離家鄉(xiāng),信息不暢通,參與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不高,農民工的村委會選舉和村政治的參與率低;

第二,城市盡管與農民工利益有著直接聯(lián)系,但由于政治制度安排的滯后,農民工無法參與城市選舉和城市公共事務的管理,無法表達和維護自身利益。[1]另外,他們“政治話語權”缺失表現在:首先,他們在城市生活中,身份不被認同,雖然在城市工作,但是戶口仍然是農村戶口,“農民”的標簽深深烙印在他們的身上,老一代農民工對此接受的程度比較深,但“新生代”農民工對此認同程度則比較低,他們認為這傷害了自尊心,孤獨漂泊感,不被城市所接納的苦悶也由此而來,為社會的穩(wěn)定增加了不穩(wěn)定的因素;其次,在他們的權益受到損害的時候,沒有一個合法的組織為農民工當家作主,經常發(fā)生農民工有苦沒處說,只能強忍著。目前我們提倡鄉(xiāng)村城鎮(zhèn)化,農民工是一個龐大的集體,我國農民總人口中,農民工占了1/6左右,是個很大比重,如果農民工問題不解決,國家政策中的城鄉(xiāng)社會和諧建設,將會是一句空話。

第三,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各種權益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由于農民工自身的素質和水平的限制,他們只能從事一些城里人不愿意從事的“臟、亂、差”的工作,并且工資很低,而由于他們勞動時間過長,休息權利受到侵犯。并且農民工的工作環(huán)境惡劣,但是缺乏勞動保護,而社會保險和福利權利的確實,使得大量進程務工的農民工的生、老、病、死、傷殘,得不到有效的社會保險,而這部分人的上述問題最終還得由農村負擔,使得許多農村家庭雪上加霜,特別是從事那些從事有輻射類的工作,得了職業(yè)病的農民,不僅不能從雇主那里得到治療費用,并且還被雇主解雇,不得不回到農村。如果這種城鄉(xiāng)勞動者之間的不平等待遇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將會進一步拉大城鄉(xiāng)的差距;

(二)“新生代”農民工無序參與政治的原因

“新生代”農民工無序參與政治,究其原因,主要有制度、體制和自身素質三方面:

1.制度方面

這是由現在實行的各種經濟制度缺陷而引起的。來自廣西橫縣的農民工黃澤強15歲就出來打工,已經在廣州番禹的10多家企業(yè)打過工。黃澤強認為,企業(yè)工會大都在老板的控制之下,工會經常會站在工人的對立面,幫老板說話。2009年發(fā)生金融危機后,就有一些工會的負責人出來“勸說”工人“自動離職”,以此減輕企業(yè)主對工人的“補償”壓力。[2]

制度方面另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制度的供給不足,政治權利是法律規(guī)定的公民所享有的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各項權利。主要有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自由;擔任國家機關職務的權利。[3]農民工維權組織的缺位,據調查,農民工只有11.9%的人加入城市的一些組織。[4]大多數農民工在城市沒有自己的維權組織,農民工也并非不想成立代表自己權益的組織,而是因為自發(fā)形成的組織難以得到相應的扶持。所以,無法維護自身權利。[5]

當農民工權益受到損害時,他們大都采取上訪的途徑,以求達到保護他們權利的目的。我國現行的《上訪法律制度》和《信訪法》實行的“一票否決制”,對我國農民工政治參與以及維權,在現實操作中證實,其弊端大于利,現在的農民工一般很少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維權,一般都通過“上訪”這種所謂“正當”的途徑,老百姓不打官司無非就是怕成本高,效率低,最后也達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現實中出現了很多上訪事件,他們威脅領導,要錢要物,甚至還提出很多過分的要求。農民工信訪大多以群體上訪為主,農民工集體上訪時往往情緒激烈,不聽勸阻,圍堵政府大院,拉橫幅標語,圍攻謾罵接訪的工作人員,甚至有阻撓施工、損壞設備、群體械斗等過激行為,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和政府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他們重復上訪率高,且上訪所反映的問題比較集中,大多都是圍繞拖欠工資、傷亡補償等涉及維系個人以及家庭生存所需。據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課題組的調查,2008年1月至12月,江西省贛州市農民來市信訪局上訪總計38批341人次,所反映的主要問題是拖欠工資,計37批304人次,占農民來市信訪總量的96.8%。[6]還有一些農民工,既不去上訪,也不采取正當的救濟手段,而是采取極端的做法,比如說跳樓自殺、綁架等一些違法手段,以求達到他們的要求,而政府對這些問題又沒有一個合理的組織去解決。這就導致了“新生代”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無序性以及維護合法權益組織的缺失。我國法律制度存在滯后性和缺失性,所以要加強我國法律制度對農民工政治參與有序性的重構。

2.體制方面

我國城鄉(xiāng)二元結構的體制,也導致農民工無法參與政治,“邊緣人”是我們對農民工的定位,這也是一個無奈的現實,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農民工無法參與城市的政治事務,這些本該他們在農村享有,但是他們生活在城市,所以更加劇了農民工政治參與的無序性,法律也沒有明文規(guī)定,所以他們找不到合法的依據,來參與政治。農民工屬于弱勢群體的行列,我國的體制也沒有對此加以保護,這也是農民工非制度化政治參與的一個原因。

此外,我國農民政治參與渠道虛化的問題也應得到很好的解決,有些制度存在,但是他們形同虛設,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實施,應該完善此類體制的內容的程序,以便得到更好的實施。

3.農民工自身方面

他們大都自身文化素質較低,各種技能水平也很低。雖然“新生代”農民工的素質比第一代農民工要高,但是于城市中工資高、待遇好的工作崗位的要求相比仍然有不少的差距。從外部環(huán)境來看,雖然近年來農民工的就業(yè)環(huán)境有所改善,但是就業(yè)限制、社會歧視、拖欠工資和缺乏勞動保護等問題仍然層出不窮。在農民工勞動時,缺乏法律保護意識,據調查顯示,有很多的農民工,在跟勞動單位簽訂合同這方面尚欠普遍,并且有的農民工雖然簽訂了合同,但是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并且農民工真正拿在手里的合同文本很少。

二、新生代農民工有序參與政治的對策

(一)建立一個合理的農民工表達訴求的機構

關于農民工的制度需要完善,各方的法律觀念應得到大力的提高,首先,政府的法律意識需要提高,他們需要加大依法辦事的力度,此外,農民工的法律意識也需要得到很大的提高,例如:針對農民工的討薪問題,法院可以針對農民工設立一個“特別法庭”,以求更高效的解決農民工的需求,已達到他們經濟上的訴求,這樣從根本上解決了他們的經濟訴求問題,才有可能追求政治參與,對于農民工的政治參與范圍在得到本該享有的權利外,還應適當增加他們的政治權利,不應歧視農民工,力求農民工和市民真正公平。

(二)加快開創(chuàng)城鄉(xiāng)統(tǒng)一體制的發(fā)展新局面

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取消城市戶口和農村戶口的限制,打破農民工在城市工作中因為身份問題而受到的限制。鑒于農民工群體的特殊性及其在維權問題上的復雜性,只有出臺《農民工權益保障法》,才能從根本上為農民工提供制度上的剛性保障。[7]在制定農民工權益保障法時,不能固守城鄉(xiāng)二元分割分治的思維模式;不能放棄政府與社會的責任;不能再把農民工權利排斥在制度安排之外;不能再把農民工權利“邊緣化”問題視而不見;不能再把農民工排斥在城市化進程之外。[8]

(三)農民自身政治參與意識與技能提高

對新生代農民工進行再教育有著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現實中,農民工自身的文化知識水平不足,通過繼續(xù)教育,學到更多更好的專業(yè)技能知識,以增強期謀生能力,推動新生代農民工充分就業(yè)。繼續(xù)教育還可以幫助他們開闊視野、跟上時代發(fā)展步伐,推動其市民化、社會化和現代化。更為重要的是,一些新生代農民工通過繼續(xù)教育,在城市學到有用的專業(yè)技能和管理知識、接受新的思想觀念、增長了新的本領之后回到農村創(chuàng)業(yè),成為當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骨干力量,帶動了更多農民工就近就地就業(yè),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替國家減輕了解決“三農”問題的壓力和負擔。

對農民工繼續(xù)教育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技能知識的學習和培訓,這是最基本的,也是最有效解決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問題,他可以提高農民工的基本素質,使之有能力去理解和參與其他的事情。二是法律知識。學習法律知識有助于增強新生代農民工的法制觀念,做到懂法和守法,在特定情況下還可以依法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和有助于農民工所在城市的社會秩序,對構建和諧社會有很大的幫助;第三,新生代農民工的心里陽光健康工程。由于新生代農民工有很多都是處于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對他們的心理進行正確引導也是很有必要的,他們孤單漂泊在他鄉(xiāng),社會的壓力,自身的壓力得不到排解,這時壓力就會起反作用,更嚴重的甚至會破壞社會的正常秩序,新生代農民工一些社會違法現象,就是一個表現,所以進行必要的心理指導很要必要,對新生代農民工的健康成長很有利,也有利于他們有序參與政治管理。

三、結語:

“新生代”農民工是有夢想有追求的一代,他們向往城市,卻不被城市所接納,他們的根在農村,卻離農村越來越遠,外出務工的經歷使他們看到了城鄉(xiāng)之間的差距,這就使得他們更加渴望留在城市。但是在城市生活的高代價,需要長期忍受的城里人對他們的歧視等等障礙,使得他們的夢想一次次的破滅。現實和理想的差距,使得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中迷茫和漂泊。政治參與權是個基本問題,本文嘗試著從法制及社會體制發(fā)展的角度,系統(tǒng)地研究農民政治參與怎樣從非制度化政治參與到制度化政治參與,并且本文對農民政治參與行使現狀與原因的分析,找出新生代農民工無序參與的原因是什么,應建立一套什么樣更加完整系統(tǒng)的體制和法律制度,以確保新生代農民工進行有序政治參與。

參考文獻:

[1]鄧秀華.“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參與問題研究[J].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10,1.

 [2]譚劍,楊震 . 新生代農民工的“參政”訴求 . 新華網, http: // news . xinhuanet. Con /politics /.2009,8,25.

[3]王立平.論我國城市化進程中農民工權利貧困的現狀[J].內蒙古民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

[4]王春光.新生代農村流動人口的社會認同與城鄉(xiāng)融合[J].社會學研究2001.

[5]黃進才.試論農民工權利的邊緣化及法律應對之策[J].理論與改革,2010,2.

 [6]魏旋君,周維德.農民工權益保護與信訪問題研究[J].江西財經大學學報,2009年第五期總第65期.

[7]黃進才.試論農民工權利的邊緣化及法律應對之策[J].理論與改革,2010,2.

[8]雍繼敏,陳潮升.保護農民工權益亟需法律和制度創(chuàng)新[J].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20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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