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任俠精神”與唐邊塞詩

《尚書·堯典》曰“詩言志”，詩歌往往是詩人情感、心理狀態(tài)、社會思潮的真實反映。唐代，尤其是盛唐時期，對游俠的贊美如奇峰突起，《全唐詩》中僅以“少年行”為題的就有近60首，提到“俠”字的詩不下百首。最具代表性的當數(shù)李白的《俠客行》，以山水田園詩著稱的王維也寫過《少年行》四首。唐詩中的任俠精神，不是個別的、偶然的現(xiàn)象，而是隨著“俠”的升華和社會發(fā)展的文化交融形成的時代風尚。本文試從俠的源起、任俠、任俠精神與唐邊塞詩等方面作粗略探究。

一、“俠”“游俠”“任俠”

“俠”是我國古代社會中的一個特殊群體，起源于西周、春秋的“士”?！笆俊笔且粋€特殊的社會階層，春秋時期，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其成員多為“士”，往往身懷絕技，卻不甘為統(tǒng)治者驅(qū)使，特立獨行，同情弱者，以實際行動扶弱抗強，這大概就是“俠”的興起。戰(zhàn)國時期，“俠”得到長足發(fā)展，《戰(zhàn)國策》濃墨重彩記載了眾多俠義之士，如豫讓，荊軻，聶政，專諸等。秦漢時期，“俠”仍很活躍，出現(xiàn)了如朱家、郭解等大俠。司馬遷《史記·刺客列傳》、《游俠列傳》將“俠”定義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俠”被肯定下來。

“俠”、“游俠”、“任俠”密不可分?！俄n非子·五蠹》篇曰:“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許慎《說文解字》云：“俠，俜也”，俜也作甹“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甹”；《韓非子·八說》篇云：“棄官寵交謂之有俠，“人臣肆意陳欲曰‘俠’” ，“‘有’‘游’古今音皆近，‘有’或本作‘游’”，“有俠”即為“游俠”?！妒酚?季布欒布列傳》集解引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漢書?季布傳》顏師古注曰：“任，為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quán)力俠輔人也”。任俠，又稱為“尚義任俠”、“為氣任俠”、“使氣任俠”，即“附帶意氣，以俠義自任”之意。簡言之，“俠”和“游俠”是作為一種“實體”的社會集團而存在的，“任俠”除了指代特定人群外，它更多的擴展意義在于精神追求、行為指向以及集體的社會風尚、民間風氣。

二、“任俠精神”

“俠非義不成，義非俠不立”。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由于法制不健全，社會治理能力不強，弱勢群體無法得到公平正義及救助，俠義行為不斷升華為一種社會品德，成為一種民間力量對國家制度或法制裁判出現(xiàn)空白后的補救，并與儒家倡導(dǎo)的“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和文人士大夫宣泄抑郁不平的愿望相結(jié)合，成為“任俠精神”，內(nèi)容大致包括為人道主義：表現(xiàn)為扶危濟困、除暴安良、抱打不平、疾惡如仇、樂善好施；殉道主義：表現(xiàn)為重然諾、輕生死、義氣相尚；自由主義：表現(xiàn)為不拘禮法、沖決羅網(wǎng)、以暴力方式實現(xiàn)個人意志；個人英雄主義：表現(xiàn)為為敢作敢為、崇尚英雄氣質(zhì)、具有陽剛之氣（參見閻福玲《漢唐邊塞詩研究》P188）[1]。所有這些，被司馬遷概稱為“俠客之義”，后人亦歸結(jié)為“任俠精神”，他們和時代一起進步，與現(xiàn)實相結(jié)合相滲透，成為一代風尚。

三、任俠精神與邊塞詩

唐邊塞詩以其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慷慨悲涼的英雄氣概，注解了“盛唐氣象”，形成了盛唐詩壇上一道亮麗的風景，其主題既有立功邊塞的進取精神、尚武輕儒的價值取向、經(jīng)世濟國的家國情懷、大漠邊關(guān)的綺麗風光、“鄉(xiāng)愁”、“邊愁”、“閨怨”的傾心訴說[5]，還有敢作敢為、崇尚英雄、扶危濟困、除暴安良的任俠精神。最能體現(xiàn)任俠精神的當屬《俠客行》《少年行》系列等。

李白《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閑過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炙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眼花耳熱后，意氣素霓生。救趙揮金槌，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jīng)。

這是李白俠義衷腸的淋漓盡致的體現(xiàn)。開頭四句描繪了俠士裝束、兵刃、坐騎等外貌特征，接下四句俠士的剛毅果敢淡薄功名氣質(zhì)，中間借信陵君與朱亥、侯嬴二位俠士慷慨義舉，歌頌任俠，表達抱負，最后四句表達了對任俠精神的評價，反襯俠客精神的崇高和偉大。此詩為任俠精神的概括性寫照[1]，成為后人對照、模仿的樣本。

王維《少年行》四首

其一：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相逢意氣為君飲，系馬高樓垂柳邊。其二：出身仕漢羽林郎，初隨驃騎戰(zhàn)漁陽。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其三：一身能擘兩雕弧，虜騎千重只似無。偏坐金鞍調(diào)白羽，紛紛射殺五單于。其四：漢家君臣歡宴終，高議云臺論戰(zhàn)功。天子臨軒賜侯印，將軍佩出明光宮。

其一寫少俠豪宕氣概、俊爽風致、重義疏財[2]；其二寫少俠出征邊塞，立功邊關(guān)理想追求；其三寫少俠英武矯健，勇冠三軍；其四寫賜宴論功行賞封侯。他筆下的少年游俠形象，和盛唐其他詩人創(chuàng)造的形象一樣，實際上是時代理想的人格化寫照。

盧照鄰《劉生》

劉生氣不平，抱劍欲專征。報恩為豪俠，死難在橫行。翠羽裝刀鞘，黃金飾馬鈴。但令一顧重，不吝百身輕。

詩人借劉生書寫重然諾、輕生死、義氣相尚、英武豪邁的俠士形象，俠士英勇無畏，感情激昂慷慨，從軍邊塞的壯舉，在邊塞詩人胸中引發(fā)共鳴，表達渴望建功立業(yè)的雄心壯志。

王昌齡《少年行》

西陵俠年少，送客過長亭。青槐夾兩路，白馬如流星。聞道羽書急，單于寇井陘。氣高輕赴難，誰顧燕山銘。

詩人以贊賞的口吻摹寫了一位游俠少年赴邊報國的慷慨勇武風采，突出了少年游俠仗義豪爽的勇武性格，豪氣干云，積極向上，建功立業(yè)的時代精神。

李頎《古意》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須如猬毛磔。黃云隴底白云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為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詩人寫少年英勇豪俠剛勇狂悍、虎虎有聲，渴望建功立業(yè)，不懼生死，把一個從軍邊疆的男兒描寫得神形畢肖，栩栩如生[4]。結(jié)尾聽歌落淚，詩風豪壯而蒼涼。

任俠精神能夠成為一個主題得以在唐邊塞詩中體現(xiàn)，究其原因，一是邊塞詩人尚武輕儒的價值取向與敢作敢為、崇尚英雄氣質(zhì)的任俠精神相同[3]。唐人尚武，唐代統(tǒng)治者起于關(guān)隴集團，具有強烈的北方游牧民族傳統(tǒng)。自唐開國以來，不少宰相都有過出塞經(jīng)歷，以軍功入朝為相，傳統(tǒng)文人追求的“出將入相”的人生理想在唐代變成了現(xiàn)實。許多士人在科舉不第和升遷無路的情況下，開始鄙視尋章摘句的陳腐儒學(xué)，高揚經(jīng)世致用儒學(xué)，投筆從戎，走向邊塞，“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楊炯《從軍行》）希望以邊功開拓新路。唐人尚武的價值取向與傳統(tǒng)任俠的豪蕩使氣相融合，提升了唐人立功邊塞實現(xiàn)安邦濟世理想的價值追求，豐富了邊塞詩的主題內(nèi)涵。

二是邊塞詩人經(jīng)世濟國的情懷與扶危濟困、除暴安良的任俠精神相通[3]。唐詩人具有“濟天下”的“士意識”，喜歡以俠士自命，其典型的代表是李白，以致后人有“詩俠”之稱?！熬坪缶癸L采，三杯弄寶刀。殺人如剪草，劇孟同游遨”（李白《白馬篇》）?！鞍兹谐鸩涣x，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里，報答在斯須”（杜甫《遣懷》）。唐代詩人的任俠行為，提升了邊塞詩昂揚向上的生機和俠義色彩。

三是邊塞詩人豪放不羈的性格與英武豪邁、風流倜儻的任俠形象相似。他們汲取游俠中的積極部分，摒棄士人的書生迂腐之氣，以圖建功立業(yè)。“俠客重周游，金鞭控紫騮。蛇弓白羽箭，鶴轡赤茸秋。發(fā)跡來南海，長鳴向北州。匈奴今未滅，畫地取封侯”（楊炯《紫騮馬》）。邊塞詩人個性張揚，推崇自我人格，蔑視傳統(tǒng)禮法，崇尚英雄氣質(zhì)，提升了邊塞詩的貞剛氣質(zhì)。

四、結(jié)語

“俠”是中華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文化追求人的精神品德，重義輕生，敢于對抗強暴，有著積極向上的人生觀、追求公平的世界觀和不畏強權(quán)的價值觀，突破儒家思想的規(guī)范和牢籠，與“士”的精神交織，呈現(xiàn)出一種“非文人化”的面貌。邊塞詩對任俠精神的贊美，閃耀著立功效世的人生理想光芒，表現(xiàn)了唐代代特有的精神風貌，是構(gòu)成了唐詩思想內(nèi)容和美學(xué)風格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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