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申報》、史量才關(guān)系再研究

  《申報》是近代中國發(fā)行時間最長、社會影響最大的中文報紙，其記錄了中國近一個世紀的朝代更迭和風云變幻，享有“近代中文第一報”之譽①。以《申報》為關(guān)鍵詞檢索中國知網(wǎng)，相關(guān)論文高達數(shù)千篇，用汗牛充棟一詞形容毫不為過。然而，目前研究多以《申報》為中心觀察近代中國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文化和社會生態(tài)，或考察《申報》的言論、廣告、經(jīng)營策略等，很少有學(xué)者將新聞史和政治史結(jié)合，考察《申報》在百余年的發(fā)展過程中與政府、黨派或政界要人的互動。即使目前少量關(guān)于這一主題的研究，幾乎全部從《申報》或史量才的維度出發(fā)，單向討論其與國民黨或蔣介石的關(guān)系，問題意識集中于展示近代上海資產(chǎn)階級與國民黨之間的博弈，甚少有學(xué)者從國民黨或蔣介石個人的維度出發(fā)，研究這一主題，以完整全面展現(xiàn)雙方的互動②。另有相關(guān)研究集中于討論“史量才為何遇刺”之類的歷史懸案，然其所依據(jù)的材料均是可信程度不高的回憶錄或文史資料，或從《申報》時評、副刊中尋找論據(jù)，缺乏強有力的檔案資料來支撐論證③。

       此種研究狀況與核心材料的缺乏有關(guān)。尤其是蔣介石檔案和日記的長期塵封，導(dǎo)致學(xué)者很難從國民黨政權(quán)或蔣介石個人的維度出發(fā)，準確評估蔣介石與《申報》、史量才之間的實際關(guān)系。近年來，隨著臺北“國史館”藏蔣介石檔案的開放，為我們提供了突破現(xiàn)有研究的可能。由此，本文以臺北“國史館”藏檔案為中心，重點研究蔣介石與《申報》、史量才之間的關(guān)系。蔣介石本人對《申報》、史量才的關(guān)注程度如何？態(tài)度如何？期間經(jīng)過哪些變化？為何會有這樣的變化？此種變化與蔣介石最終暗殺史量才之間有何關(guān)系？史量才被刺后，蔣介石對《申報》的態(tài)度又如何變化？為何會有此種變化？本研究擬詳人所略，略人所詳，從另一個方面梳理這段貌似熟悉實際卻未必清晰的歷史，以期更深入了解近代中國報界與政界之間的關(guān)系，并為史量才為何被刺這一中國新聞史上的重大懸案提供進一步解釋。

       一、九·一八事變前蔣介石與《申報》、史量才的關(guān)系

       蔣介石早年長期在上?；顒?，偶爾閱讀《新青年》《東方雜志》《星期評論》等雜志并試圖撰文投稿，《申報》亦在其閱讀之列④。至于早期《申報》的新聞中，亦有極少數(shù)提到蔣介石之處。辛亥革命爆發(fā)以后，杭州爆發(fā)民軍起義，《申報》報道了“黃金發(fā)、蔣介石二君”帶領(lǐng)敢死隊攻打浙江巡撫衙門的新聞⑤。二次革命時期，蔣介石在上海從事反袁活動，遭到北洋政府的通緝?！渡陥蟆穲蟮婪Q，“逆黨”蔣介石受孫中山“偽命”，指使上海的黨人“謀亂”⑥。其后，蔣介石南下廣東，成為國民黨內(nèi)重要人物并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身份領(lǐng)導(dǎo)北伐，成為《申報》每日跟蹤報道的對象。不過，這一時期《申報》關(guān)于蔣介石的新聞基本屬于通訊報道，以記述事實為主，不加褒貶和評價。

       “蔣檔”中最早記錄蔣介石關(guān)注《申報》的時間是1926年11月5日，當時蔣介石正鏖戰(zhàn)于江西北伐前線，孫傳芳在福建的軍隊襲擊廣東，何應(yīng)欽前往迎戰(zhàn)，閩粵戰(zhàn)爭爆發(fā)。《申報》上披露了孫傳芳部隊在福建的部署動態(tài)，蔣介石致電何應(yīng)欽，請其留意孫部的動向⑦。1927年4月9日，蔣介石率領(lǐng)北伐軍占領(lǐng)上海之后，《申報》報道蔣介石因“某項嫌疑”，將國民政府監(jiān)察委員、第三十三軍軍長柏文蔚駐滬代表甘乃光逮捕。蔣介石致電在上海主持《民國日報》的葉楚傖，聲明絕無此事，要求轉(zhuǎn)告《申報》更正⑧。當年8月，蔣介石受汪精衛(wèi)和唐生智排擠，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宣布下野，黨內(nèi)不乏支持蔣介石復(fù)位的呼聲。蔣介石遂在《申報》上發(fā)表啟事，表示“絕難曲從。”⑨9月28日，蔣介石在《申報》發(fā)表聲明，表示已與發(fā)妻毛福梅離婚，以平息外界對蔣宋結(jié)合的指責⑩。11月26日，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結(jié)婚前夕，托楊樹莊在《申報》上發(fā)布啟事，宣布將舉行簡單婚禮，節(jié)省宴請費用以發(fā)起建設(shè)廢兵院，收養(yǎng)殘廢軍人(11)。

       由此，這一時期的蔣介石對《申報》而言，并無特殊之處。蔣介石與史量才之間，也缺乏直接關(guān)系。這種情況與蔣介石的地位有關(guān)。此時，他在國民黨內(nèi)高層的地位尚未穩(wěn)固。《申報》在史量才的主持下發(fā)展如日中天，其背靠強有力的上海工商界社會，亦無意迎合蔣介石。當然，這也與《申報》的言論態(tài)度有關(guān)。此時的《申報》主要以新聞報道為主，主持社論者系晚清時期在《時報》縱橫筆政的著名報人陳冷，但他此時已經(jīng)暮氣沉沉，所寫時評都是關(guān)于社會問題的“溫吞水”，對國民黨政權(quán)絕無批評，又無妨礙(12)。因此，《申報》對蔣介石個人而言，更多是一個在上海了解信息、發(fā)布信息的渠道。不過，此時的蔣介石已經(jīng)接受陳布雷的建議，開始注重結(jié)交并拉攏包括《申報》陳冷、《大公報》張季鸞等在內(nèi)的報界知名人士。一方面由于這類人長期觀察中國政治，見多識廣，可以為他提供智囊功能，另一方面因為這些人執(zhí)掌輿論機關(guān)，有利于蔣介石個人將來在輿論上獲得支持。

       1927年11月，蔣介石親自拜訪陳冷，談至午夜(13)。12月，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結(jié)婚，特邀陳冷赴宴(14)。1928年6月4日，蔣介石通過親信葉琢堂邀請陳冷來南京晤談(15)。6月24日，蔣介石再度邀請陳冷來南京一敘(16)。9月，蔣介石在慰問陳冷病情之余，亦不忘致電請其“來京指示”(17)。此時的蔣介石身邊缺乏智謀之士，常有“無干部”的煩惱(18)，急需陳冷這樣的智囊輔佐，為其在政治斗爭中出謀劃策。因此，他在戎馬倥傯之余，每次回南京必召陳冷談話。據(jù)筆者統(tǒng)計，從1927-1930年，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與陳冷晤談之處至少23次，內(nèi)容涉及政府管理、人事安排、外交方針、軍隊整編以及政治斗爭策略等問題，可謂無所不談。他對陳冷的建議則言聽計從，稱“余引為知己，先獲我心也”(19)。蔣介石還曾邀請陳冷到寧波奉化老家同游(20)。顯然，兩人之間的關(guān)系已經(jīng)超越上下級幕僚，更近似于一種朋友之交。因此，曹聚仁曾說，蔣介石一生在報界有兩個朋友，張季鸞、陳冷而已(21)。從蔣介石的檔案和日記來看，此言非虛。

       蔣介石與《申報》主筆陳冷關(guān)系極深，與《申報》老板史量才卻并不相熟。史量才的名字從未出現(xiàn)在蔣介石的日記當中(不排除因事后避諱而抹去)，只是在蔣介石檔案中有所出現(xiàn)。其名第一次出現(xiàn)，與史量才收購《新聞報》有關(guān)。1929年1月，史量才等收買《新聞報》的股權(quán)，以一人之力占領(lǐng)上海最大的“申新兩報”，欲建成上海報業(yè)的托拉斯，可能會威脅到國民黨的輿論政策，不免引起有關(guān)部門忌憚。上海市黨部冷欣致電蔣介石報告此事，請求蔣介石干涉。史量才委托陳冷前往南京聯(lián)絡(luò)，聲明收購《新聞報》系個人行為，并無“反動分子”參加(22)。由此，史量才獲得蔣介石的諒解。蔣介石回復(fù)冷欣稱，已得到消息知悉《新聞報》由史量才等人購買，其中并無“反動分子”參與。此事屬于純粹商業(yè)行為，“政府對于輿論只能于發(fā)見(現(xiàn))反動之言論或記載時，予以取締，至股份轉(zhuǎn)移為商業(yè)常有之事，不必干涉?！?23)由此可知，此時的史量才在蔣介石眼中，主要是商人身份，政治上尚屬可信，并非所謂“反動分子”。

       不過，此時的史量才對蔣介石卻缺乏好感。1929年3月，蔣桂戰(zhàn)爭爆發(fā)。蔣介石希望拉攏馮玉祥打擊桂系，馮玉祥卻虛與委蛇，擁兵13萬作壁上觀，意圖坐收漁利。因此，蔣介石在日記中大罵馮玉祥為“投機取巧之徒”(24)，“無信罔義之人，為反革命之尤者?！?25)就在此時，史量才與馮玉祥有所聯(lián)絡(luò)，其告知馮玉祥，稱自己左右均被收買，言論與行動都不自由(26)。史量才因何與馮玉祥聯(lián)絡(luò)，由于資料缺乏，目前無法考證。然而，史量才與蔣介石的對頭馮玉祥聯(lián)絡(luò)，并聲稱自己“左右皆被收買”，無疑有暗指陳冷之意。由于陳冷與蔣介石的關(guān)系，史量才無法主導(dǎo)《申報》的社論方針。蔣介石和國民黨布置在上海的黨部系統(tǒng)，又時常監(jiān)督《申報》的言論。史量才受到“內(nèi)外夾擊”，深有不自主之憾。

       對新聞自主意識愈加強烈的史量才而言，外部阻礙無法改變，內(nèi)部阻礙卻可能突破，遂將矛頭對準陳冷。兩人在報社內(nèi)“意見齟齬，時有爭論”(27)。1930年5月，史量才壓迫陳冷辭職，任命親信張?zhí)N和為總主筆、馬蔭良為總經(jīng)理，以貫徹個人意旨(28)。隨即，蔣介石將陳冷安置進入錢永銘、葉琢堂等經(jīng)營的中興煤礦公司擔任副經(jīng)理，屬于閑職但待遇優(yōu)越，工作僅為偶爾應(yīng)蔣介石邀請，作為非黨非官人士提供意見(29)。1931年初，史量才為加強言論，又秘密聘請被蔣介石通緝的陶行知任《申報》總管理處顧問。史量才為掩人耳目，并未將陶名列入《申報》職員名單內(nèi)。平時，陶不到《申報》辦公，但每周必有一、二次秘密到史量才寓所，和史量才商談《申報》的革新計劃。陶行知曾向史量才提出兩項建議：(1)《申報》言論，態(tài)度必須鮮明；(2)增辟《讀者通訊》，使《申報》真正成為人民喉舌。史量才對陶行知提出的意見，十分重視，幾乎無不采納(30)。史量才一方面排擠蔣介石的心腹和朋友陳冷，另一方面啟用蔣介石的反對者陶行知，并開始改變《申報》的輿論風格，言論逐漸走向激進，雙方很快在九·一八事變后產(chǎn)生嚴重分歧。

       二、蔣介石與兩次《申報》禁郵風波

       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申報》在史量才和陶行知的主持下，積極鼓動抗戰(zhàn)，連篇累牘報道各界要求抗日的集會游行等狀況，并每日發(fā)表社論一篇，諸如《吾人能坐視馬占山將軍孤軍抗暴乎》《吾人對于國聯(lián)最后之認識》《學(xué)生愛國運動評議》等，對蔣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進行批評?！渡陥蟆ぷ杂烧劇犯柚笨恼露绦【返奶厣?，以文責自負為名，發(fā)表譏諷蔣介石個人的文章。比如，署名“鵑”者，就當時汪精衛(wèi)、孫科等把持的廣州國民政府通電要求蔣介石下野一事評論道：“我以為在這外寇日深國勢危急之際，蔣氏不但不應(yīng)當下野，并該‘上場’。怎么叫做‘上場’呢？就是身上戰(zhàn)場去，領(lǐng)導(dǎo)全中國愛國的軍民，殺開一條血路，與暴橫無理的倭人作殊死戰(zhàn)。”(31)總之，《申報》在陳冷離職后，言論轉(zhuǎn)向激進，相關(guān)情況以往研究者已論述眾多，此不贅述。

       《申報》要求立即抗日的立場遭到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嫉視，于1931年12月12日扣發(fā)了《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等，禁止寄往外埠(32)。目前沒有材料證明此舉系蔣介石授意，但可以說明《申報》言論的激進程度已經(jīng)引發(fā)國民黨的嚴重不滿。由于蔣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下野，《申報》的言論方針遂愈加激烈。12月20日，《申報》登載了宋慶齡因鄧演達遇害譴責國民黨和蔣介石的宣言稱：“因蔣介石個人獨裁與軍閥官僚之爭長，黨與民眾，日益背道而馳，藉反共之名，行反動之實，陰狠險毒，貪污欺騙，無所不用其極?！?33)《申報》刊登宋慶齡的宣言譴責蔣介石，可知史量才對宋慶齡的立場表示默認?！渡陥蟆吩谑Y介石下野后，發(fā)表如此激烈的討蔣檄文，對蔣而言自然頗有落井下石之感。而且，此時的史量才也試圖借助國民政府的權(quán)威來制約蔣介石和上海市黨部。他委托上海日報工會致電國民政府表示抗議，認為此舉“違反約法，侵害營業(yè)”(34)。經(jīng)過疏通，《申報》得以弛禁。

       1932年2月，受一·二八事變影響，上海市政機構(gòu)無法正常運行，地方名流組織了上海地方市民維持會，史量才當選為會長。此時的史量才一方面掌控上海的輿論機關(guān)，一方面通過市民維持會分享實質(zhì)性的權(quán)力，儼然成為炙手可熱的地方領(lǐng)袖。因此，短暫下野后復(fù)出的蔣介石注意到史量才的地位，通過宋子文轉(zhuǎn)告史量才，希望能夠來京一見。但是，史量才并未前往(35)。5月23日，上海地方市民維持會因淞滬問題宣告解決而解散，地方名流又組織起戰(zhàn)區(qū)善后委員會，史量才擔任副委員長(36)。就在善后委員會成立后的次日，蔣介石再度致電宋子文，稱曾前日約史量才一見，對方并未前來，如“本星期內(nèi)有暇，甚望駕臨”(37)。由于蔣介石日記并未記錄任何關(guān)于史量才的只言片語，這次史量才是否如約前來不得而知。總之，其后史量才在上海的勢頭和地位非但沒有減弱，而且越發(fā)穩(wěn)固。

       1932年6月8日，上海地方名流成立了上海地方協(xié)會，史量才當選為會長，并與上海工商界一道推動國民政府成立上海市臨時參議會，以便將來個人在上海的地位能以制度化的方式確立(38)。6月21日，上海市政府正式公布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組織條例，史量才等積極投入到競選參議員的活動中去(39)。此舉引發(fā)了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的注意，致電蔣介石希望欽定參議員人選，以免造成參議會全部被史量才等上海工商界人士壟斷的事實。蔣介石對此看法與吳鐵城卻不一致，他認為，目前競選參議員者都是如史量才、張嘉璈、王曉籟等前地方維持會分子，這些人多半沒有參加其他政治團體，在政治上尚屬可信，不必推薦國民黨的人選參與。不過，蔣介石對史量才似乎有所警惕。他獲悉史量才曾打算將上海民間主持實為上海工商資本家支持的“保衛(wèi)團”予以擴充，以杜月笙的青幫千余人編入，認為此事斷不可行(40)?？梢?，蔣介石出于經(jīng)濟上利用的考慮，可以默許史量才等上海大資本家在一定程度上分享政治權(quán)力，但如果他們進一步希望組成武裝力量，則絕不允許。

       盡管蔣介石在上海市臨時參議會競選一事上對史量才表示善意或退讓，但《申報》的言論卻再度觸及蔣介石的底線。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陶行知在史量才的授意下化名為“彬”，在《申報》連續(xù)發(fā)表了《“剿匪”與“造匪”》《再論“剿匪”與“造匪”》《三論“剿匪”與“造匪”》，對蔣介石在南昌“剿共”的行為給予辛辣的批評。尤其在第三篇文章中直接批評了蔣介石在廬山上發(fā)表的“剿共要用七分政治，三分軍事”，“政治上軌道，剿匪方可成功”的講話，認為，當下政治紛亂最大的癥結(jié)是貪污，上自政府要員，下到地方警察無一不貪污，因此殺一貪官污吏實際勝過動員一個師來“剿匪”。如能整飭一個師的軍紀，不使腐化，不欠軍餉，自身不匪化，則勝于十萬“剿匪”大軍。因此，今日與其“剿匪”不如消極不“造匪”(41)。此文直接否定蔣介石的大政方針，又對其加以諷刺，無疑觸怒虎須。因此，當蔣介石于7月12日看到《申報》時勃然大怒，當晚在日記中記載：“見《申報》將余之原稿，改惡錯亂，反動派之搗亂，猶方興未艾也。不加嚴厲處置，何以征服反動？”(42)此時蔣介石尚在廬山，作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還不適合直接通令禁止《申報》發(fā)行，遂通令自己所能控制的鄂豫皖三省禁止郵寄《申報》。7月14日，蔣介石又下令，各師禁止閱讀《申報》(43)。

       對于鄂豫皖三省禁止郵寄《申報》的舉措，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陳立夫和上海市社會局局長、CC系骨干潘公展認為還遠遠不夠。陳立夫轉(zhuǎn)呈潘公展的來電，向蔣介石建言稱，《申報》不但“妨礙剿匪”，還破壞詆毀三民主義，早就應(yīng)該加以制裁。如今，蔣介石既然決心扣押《申報》，便應(yīng)該擴大范圍徹底解決，依照出版法由內(nèi)政部致函交通部，將所有寄往外地的《申報》一并扣押，否則如流入外地，必將妨礙“剿匪事業(yè)”，影響民眾對政府的信賴。陳立夫和潘公展認為，如果以后《申報》有悔悟之意，則必須擔保：“(一)盡量登載有利本黨之一切新聞廣告及論文，并不得妨礙本黨之一切新聞廣告及論文；(二)該報編輯部中本黨派檢察員檢查該報，應(yīng)絕對服從，庶幾懲一儆百，不獨該報可以就范，即其他各報亦不敢再越軌范矣?！眱扇苏J為，過去國民黨做事往往有婦人之仁，導(dǎo)致頻繁遭遇各方詆毀，此次務(wù)必對《申報》這個“反動報紙之元兇”加以制裁，如此才能“黨國幸甚”。此次，蔣介石下定決心懲治《申報》，批示照辦(44)。

       不過，史量才畢竟是炙手可熱的上海名流。此次蔣介石與《申報》的沖突，實際便是與史量才的沖突，等于真正交惡。因此，蔣介石似于7月19日給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發(fā)去一電稱：“《申報》編輯者，近來言論記載大都完全與黨國立于反對地位，少予以警戒，實屬不得已之處分，惟吾人與史量才君之私交固依然如昔，不因是稍損也。所望者該報須為黨國民族應(yīng)盡一分天職耳。”(45)此電目前并無存稿，出自記錄蔣介石言行起居的“事略稿本”，因此難以判斷真?zhèn)巍Ｈ绻穗妼賹?，說明蔣介石對史量才仍有所顧忌，未完全放棄史量才以后“可資利用”的價值，希望史量才和上海工商界知曉，他將“《申報》編輯”的言論與史量才個人的意見分開，聲明只是懲罰“編輯”的言論，并不妨礙與史量才的關(guān)系。如果以后《申報》的言論方針轉(zhuǎn)換，仍給予“悔過”的機會。如果此電不實，則屬于蔣介石事后的偽造和涂飾，強調(diào)與史量才存在堅固的“私交”，為殺害史量才撇清關(guān)系。

       蔣介石在鄂豫皖三省查禁《申報》，引起了史量才的慌亂，開始尋求援助。1933年7月22日，史量才請上海名流王曉籟、杜月笙致電蔣介石為自己求情。王曉籟、杜月笙兩人在發(fā)給蔣介石的電文中稱，曾以此事責問史量才，史量才回答純屬意外，系編輯部的行為，與他個人無關(guān)，目前已經(jīng)嚴令編輯部以后審慎登載言論，不會再出現(xiàn)此種情況。王、杜認為，目前正處于“剿匪”期間，言論宣傳固然非常重要，但該報既然已知痛改前非，便希望蔣介石能寬容為懷，允許其繼續(xù)在外埠行銷。其后史量才必將對蔣介石感恩戴德，積極回報(46)。史量才將責任推諉于編輯部的做法，蔣介石自然心知肚明，其既然下定決心禁止郵寄《申報》，便不會輕易開禁。因此，蔣介石于7月26日回復(fù)王、杜二人的電文更加微妙，稱“《申報》編輯部方面隱然自成系統(tǒng)，別有會心”，禁止郵寄《申報》之舉，系為黨為國家做出，與史量才個人的私交并沒有影響。這是一種公私分明之舉，絕非出于個人恩怨，因此無法開禁(47)。蔣介石的回復(fù)，顯然頗為強硬。

       陳立夫和潘公展又建議蔣介石，今后應(yīng)該派得力的國民黨員進入《申報》進行言論指導(dǎo)。蔣介石亦深以為然，自從陳冷被史量才罷免后，著實缺乏這樣一個中間折沖之人，以致蔣介石和史量才之間的矛盾激化。因此，蔣介石令國民黨中宣部部長邵元沖研究如何派遣人員進入《申報》的問題。然而，邵元沖和前國民黨中宣部部長葉楚傖商議后，認為此舉不甚可行。兩人認為：首先，史量才可能未必同意此種做法；其次，即使史量才同意，也不會真正給予其實際權(quán)力，反而可能會將全部過失都推諉給監(jiān)督者，使國民黨代人受過。目前《申報》中已經(jīng)有一個編輯凌其翰系國民黨員，負責在報社內(nèi)進行糾正監(jiān)督，以后定能避免過去之錯誤(48)。對于此議，蔣介石批示同意。其后，蔣介石又下令將《申報》馳禁(49)。雙方的矛盾暫時告一段落。

       三、蔣介石與史量才被刺之關(guān)系

       經(jīng)過兩次《申報》禁郵風波之后，史量才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有所轉(zhuǎn)變。由于陶行知等人被迫去職，《申報》的言論態(tài)度也有所緩和，相關(guān)情況已經(jīng)有學(xué)者研究，在此不予贅述(50)。就史量才本身而言，亦開始如王曉籟、杜月笙、虞洽卿等人一般，試圖與蔣介石和諧相處。淞滬抗戰(zhàn)后，全國各省市展開一·二八航空救國運動，紛紛發(fā)起捐款購買飛機。上海地方社會名流亦踴躍參與，在國民政府軍政部的支持下成立中國航空協(xié)會，史量才等五人當選為常務(wù)理事，開始為蔣介石購買飛機募捐(51)。1933年5月16日，蔣介石致電吳鐵城請其轉(zhuǎn)達史量才等，稱目前急需用款向美國方面購機，請早日將籌集款項寄上(52)。5月19日，史量才、王曉籟、杜月笙三人致電蔣介石，告知目前協(xié)會正在捐款，一旦湊齊百萬即當匯出(53)。對于此舉，蔣介石頗表贊成，致電史量才等，表示“甚為感佩”，并催促他盡快匯出(54)。這說明，此時雙方都有示好的表示。當然，此時的史量才為蔣介石服務(wù)，并非毫無條件。史量才負責替蔣介石籌款購買飛機事宜，卻不愿負責中國航空協(xié)會本身的運行經(jīng)費，向蔣介石致電請其責成軍政部每月補助三千元經(jīng)費。由于軍政部遲遲不發(fā)，史量才等于一個多月后再次致電蔣介石，請其責成軍政部盡早發(fā)放(55)。

       史量才努力為蔣介石籌款購買飛機，并非因忠于蔣介石而作出，而是由于購買飛機有利于國防，其中更多是受民族觀念的驅(qū)使。因此，史量才面對同一時期發(fā)生的熱河事變、中日交涉簽訂《塘沽協(xié)定》，表示了極大的關(guān)切，并因此事再度在言論上與蔣介石發(fā)生分歧。1933年2月，史量才與上海工商界人士聯(lián)名致電蔣介石，請其迅速解決已經(jīng)南遷至浦口避難的故宮文物的存放地點問題(56)。1933年3月，日軍占領(lǐng)熱河，華北危急。4月22日，史量才與杜月笙、王曉籟等致電蔣介石請其迅速親赴北方，以確定對日方針(57)。五日后，史量才等再度致電催促(58)。這說明，史量才一方面為蔣介石服務(wù)，另一方面在抗日問題上對蔣介石處于一種督促的地位。

       就蔣介石個人而言，也一直通過特殊渠道關(guān)注《申報》的言論，尤其是涉外問題的言論。在1933年3-5月熱河事變、中日交涉簽訂《塘沽協(xié)定》前后，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每天都要摘錄《申報》社論內(nèi)容簡要向蔣介石致電匯報，使蔣介石能夠在第一時間了解包括《申報》在內(nèi)上海各報的動態(tài)(59)。吳鐵城反饋給蔣介石的《申報》言論基本都是主張堅決抗日反對妥協(xié)等，與蔣介石秉承的對日策略并不吻合。5月31日，《塘沽協(xié)定》簽字?！渡陥蟆吩?月2日的社論中作出“當局苦心”的表態(tài)后，稱依照協(xié)定中國軍隊在本國領(lǐng)土內(nèi)受到限制，“國稱獨立，情何以堪”，對“華北茍安”的狀況表示“憂慮懷懼”(60)。蔣介石獲悉后甚為不悅，于6月4日致電吳鐵城請其注意《申報》等輿論并加以指導(dǎo)，要求報紙評論外交應(yīng)只限于軍事，不涉及政治范圍。他要求：“滬上有力團體及輿論應(yīng)主張公道，以定國是而安人心，對日宣傳方針，應(yīng)宜稍緩和，以免與政府政策矛盾，而滋生糾紛”(61)。然而，不久之后，《申報》的言論又突破了蔣介石要求評論外交不談?wù)蔚牡拙€。

       1933年8月4日，吳鐵城摘取《申報》當日社論以“即刻”到的快電向蔣介石匯報?！渡陥蟆飞缯撜劶叭毡痉磳?lián)援助中國進行技術(shù)合作的問題，稱日本“以凌厲無比之言辭，為滅絕一切之恫嚇，狂悍意氣之下，殆不復(fù)有國聯(lián)，寧尚知有中國”，因此，中國只能以堅強的態(tài)度排除當下日本的凌辱，接受國聯(lián)的技術(shù)援助(62)。對照《申報》原文，可知吳鐵城基本如實轉(zhuǎn)述，并未虛報(63)。就《申報》的言論本身而言，亦不過是嚴厲批判了日本而已。然而，蔣介石對《申報》的容忍程度卻越來越低，認為此種言論可能會引發(fā)日人不快，干擾他的“剿共”大計，當即回電吳鐵城稱：“申報近來態(tài)度又形反動，望警告，如果不改必實行取締?！?64)蔣介石似乎覺得《申報》的“反動”不止于此，當日繼續(xù)給吳鐵城連發(fā)兩電，都涉及《申報》。第一則電文是，他聽說《申報》登載有劉峙調(diào)任湖北綏靖公署的消息，純屬謠言，系反動人士編造，報紙如果不查實直接登載，應(yīng)追究責任(65)。第二則電文是，指出組織察哈爾同盟軍抗日的馮玉祥實為“反叛”，如果包括《申報》在內(nèi)的上海各報拒絕登載馮玉祥“反叛”的消息，將再度禁止向外埠郵寄(66)。

       恰在此時，戴笠的一份報告亦加劇了蔣介石對史量才的惡感。1933年8月18日，戴笠密電蔣介石，提交了一份申請“制裁史量才”的密電。戴笠稱：

       上海自楊(杏佛)案發(fā)生后，各反動派之重要份子大都避往香港、天津、青島、廈門等處，生除密令港津兩行動組加緊工作外，上海行動幾失目標。查《申報》館經(jīng)理史量才挾其資材(財)與政治野心，平日豢養(yǎng)陳彬龢、接濟鄒韜奮等國家主義派，專事反動宣傳、鼓惑青年。最近用申報館名義創(chuàng)辦許多職業(yè)學(xué)校、外國文補習班等，在暑假期間又令陳彬龢在各大學(xué)暑期補習班大事(肆)演講，時有反中央之言論。最近史復(fù)聘請左翼作家郁達夫為申報副刊主編，此后必更不利于中央，故對史量才擬嚴密加以制裁，以遏亂萌，如何乞示。

       從戴笠的電文可以知悉，史量才遭受忌憚的原因主要如下：首先，他同情中國民權(quán)保障同盟，是楊杏佛案后上海碩果僅存的主要“反動分子”，若不除史，上海特務(wù)將無事可做；其次，史量才不只是縱容豢養(yǎng)異議人士批評黨和政府，還試圖辦補習班、開設(shè)學(xué)校甚至向大學(xué)滲入勢力，以培植青年，傳播“反動言論”；第三，史量才容納左翼作家主持《申報》副刊，將來《申報》言論將會更加“反動”。三點之中，有意扶植青年培植勢力，顯然最受國民黨特務(wù)的忌諱(67)。類似來自軍統(tǒng)的機密檔案實際不止一份，關(guān)于史量才案曾有系統(tǒng)的秘密卷宗存在(68)。然而，由于類似案件過于機密，其后相關(guān)卷宗很可能已經(jīng)銷毀，不存于世。這份檔案可謂目前戴笠向蔣介石匯報史量才情況的唯一材料，之所以仍然保留在戴笠檔案中，因系戴笠上呈蔣介石的系列工作計劃中的一部分，寫在一張紙上無法分割，才免遭被抽出或銷毀的命運。顯然，軍統(tǒng)這次要求“制裁”史量才，并未獲得蔣介石的同意。蔣介石仍有繼續(xù)觀察史量才表現(xiàn)的意圖。而且，蔣介石在一些事務(wù)上仍需要史量才協(xié)助。9月2日，蔣介石致電吳鐵城要求限期修成滬錫公路，請其邀虞洽卿、張嘉璈、錢永銘、王曉籟、杜月笙、史量才等擔任隊長招募股份以修筑公路(69)。

       然而，當蔣介石對《申報》和史量才的對日言論問題不滿暫告段落時，《申報》的“泄密”問題進入了蔣介石的視野。1933年8月4日，《申報》報道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航空署署長徐培根關(guān)于國民政府“三年空軍建設(shè)計劃”的言論，稱從1933年9月起至1934年年底將進行集中訓(xùn)練，1934年11月進行首都防空大演習。蔣介石知悉此事后極其不滿，認為《申報》嚴重泄露了軍事機密，電責徐培根稱“何以在《申報》四日有此談話，足征幼稚”，要求徐將所宣傳中登載的計劃全部作罷，今后不準對報刊透露任何軍機，否則將作為泄露軍機罪論處(70)。1934年2月13日，《申報》報道了中德將合辦飛機制造廠的消息，稱孔祥熙正與德國方面接洽，以洛陽為設(shè)廠地點，暫定資本三百萬，以用于飛機制造(71)。蔣介石知悉此事后，又認為《申報》泄露了軍事機密。鑒于上次泄密事件，蔣介石馬上聯(lián)想到徐培根，遂致電責問。徐培根則矢口否認，認為并非自己泄密，而是《申報》從南京方面獲得的消息，并表示將嚴查此事(72)。1934年4月12日，《申報》登載了交通部部長朱家驊談話，聲明目前行政院和交通部仍然采取封鎖東北郵政的政策，并未考慮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并聲稱將嚴查各地向偽滿洲國私運郵件的行為(73)。此事雖然涉及與偽滿洲國關(guān)系問題，但尚不算敏感的軍事機密，而且主要是朱家驊否認謠言，并非泄露軍事機密。然而，由于蔣介石對《申報》和史量才的印象不佳已經(jīng)固化，便容易將類似事情放大并借題發(fā)揮。蔣介石致電朱家驊責問，朱家驊堅決否認，稱從未接見過任何新聞記者，《申報》的報道全系造謠(74)。5月27日，《申報》又用大字發(fā)表了國民政府關(guān)于和偽滿洲國通郵的問題，表示記者親自訪問“行政當局”，獲得同樣否定的答復(fù)(75)。所謂行政當局，又暗指朱家驊。朱家驊馬上致電蔣介石表示否定，并對《申報》進行了嚴厲的抨擊，稱：“邇來時有捏造之消息或談話登載，實屬心存叵測，故意搗亂，殊堪痛恨?！?76)在短時間內(nèi)，《申報》至少出現(xiàn)了四次“造謠”或“泄密”事件，各種因素疊加，進一步加深了蔣介石對《申報》和史量才的惡感。

       1934年5月以后，史量才對自己可能面臨的危機有所警惕，并開始積極尋求補救。5月9日，史量才辭退黎烈文《申報·自由談》主編的職務(wù)，以緩和副刊的言論。1934年4-5月，蔣介石密友、行政院駐北平政府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在牯嶺會晤蔣介石后前往杭州休養(yǎng)，史量才聞訊后前往拜謁，并邀請其到個人別墅“秋水山莊”晤談(77)。6月1日，史量才、黃炎培等又在上海宴請黃郛(78)。顯然，史量才利用會見的機會委托黃郛代自己在蔣介石處關(guān)說，以冰釋前嫌。6月7日，黃郛給蔣介石發(fā)去一電，強調(diào)史量才的重要性，稱其與杜月笙、錢永銘、虞洽卿、王曉籟等在上海社會方面，“頗有相當用處”，“如果可以，不妨請史量才、杜月笙、錢永銘等五人來京一晤?！?79)實際上，除史量才之外，其余四人與蔣介石私交并不算差，只有史量才與蔣介石之間存在矛盾。因此，黃郛實際上希望在蔣和史之間消弭矛盾。對于黃郛的建議，蔣介石認為可以一見。然而，蔣介石遠在牯嶺，一時未回南京，見面之事遂不了了之。蔣介石與史量才之間的關(guān)系并未好轉(zhuǎn)也屬事實，坊間開始流傳“當局將警告史量才”的新聞，原因是史量才主持下的《申報·自由談》雖然已經(jīng)更換主編，但近期言論仍然不穩(wěn)，史量才“亟謀補救”，卻“進退維谷”(80)。

       面對此種事實，史量才繼續(xù)試圖通過黃郛向蔣介石釋放友好信號，尋求彌補。9月11日晚，史量才又趁黃郛在南京、上海逗留之際謁見(81)。1934年9月13日，黃郛又致信蔣介石的秘書長楊永泰，稱昨日史量才來談，黃郛將蔣介石在牯嶺確定的對日、對俄言論方針，以黃郛個人意見的名義告知史量才，對方態(tài)度“頗誠懇，表示完全接受”，并說如果蔣介石有需要，可由蔣介石或楊永泰隨時以個人名義，函知史量才個人照辦(82)。次日，楊永泰將此事作為日報表匯報給蔣介石(83)。然而，對于黃郛的請托，蔣介石并無任何回應(yīng)。此時的史量才希望《申報》效仿《大公報》故事，由蔣以個人名義進行“指導(dǎo)言論”。然而，對蔣介石而言，張季鸞是真正的“國士”，也是在言論上一直積極配合自己的朋友。史量才則是一個執(zhí)掌報業(yè)的上海商人，政治上素來不甚配合，言論方針亦搖擺不定，非但難以成為朋友，更無資格受到“國士”禮遇，實無興趣對其“親自指導(dǎo)”。11月13日，史量才在從杭州返回上海的途中遭遇槍擊殞命。

       四、史量才被刺后的蔣介石對《申報》的處置策略

       關(guān)于史量才被刺殺的更多細節(jié)，由于“戴笠檔案”的缺失，難以真正通過檔案資料來還原真相，恐怕亦已不可能由此途徑來還原真相。不過，這屬于中國近代史上的確鑿事實，無需論證。因此，關(guān)于蔣介石決定刺殺史量才一事中軍統(tǒng)的作用，在此不予贅述。刺殺引發(fā)的社會反響，也不多浪費筆墨描述。如以往事實所知，史量才被刺殺后，蔣介石立即要求浙江省主席魯滌平進行通緝，嚴厲查辦(84)。但是在私下里，蔣介石的表現(xiàn)卻完全不同。首先，蔣介石對媒體將刺殺史量才的元兇指向政府或者蔣介石個人的行為，予以嚴厲壓制。1934年11月17日，日本的《日日新聞》登載史量才系軍統(tǒng)特務(wù)所刺殺，言之鑿鑿。蔣介石知悉后，嚴令更正，并且查明何人登報(85)。1934年12月，香港大眾、中興兩報悼念史量才希望擴大其事，“牽入政治問題”，蔣介石派駐于香港的心腹劉伯端加以反對，并最終消弭其事(86)。劉伯端由此向蔣介石報功，其中之奧妙可以想見。其次，蔣介石對相關(guān)嫌疑人士進行保護并且進行獎勵。1934年年底，蔣介石在毫無理由的前提下，以年終補助費名義單獨給予戴笠領(lǐng)導(dǎo)的杭州方面特務(wù)人員2萬元獎勵(87)。1935年，有杭州市公安局被裁員的警官向蔣介石控告杭州市公安局局長趙龍文，列舉其十大罪狀，其中之一便是暗殺史量才(從時人回憶文章等來看，趙龍文確是刺殺史量才的執(zhí)行者)。趙龍文致函蔣介石對十大罪狀一一辯白，對刺殺史量才一事無任何解釋，僅稱：“如此驚人巨案，竟謂由龍文主使，誠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擬請派員查究以昭虛實。”(88)然而，蔣介石非但沒有“查究”，還批示由楊永泰復(fù)電趙龍文以示勉勵，稱：“一切毀譽攻訐，自不必顧慮，委座明鑒，尤非外間蜚語所能蒙惑?！?89)這些散落在蔣介石檔案中的各種歷史碎片，無疑是一種證據(jù)。

       史量才被刺殺，去除蔣介石的心腹大患。然而，此事畢竟非同小可，社會影響極大，蔣介石對《申報》反而轉(zhuǎn)向謹慎處理。史量才被刺后，史家后人決定將《申報》改組為股份公司，向社會招募股份。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認為這是控制《申報》的機會，于1934年11月22日致電蔣介石，希望國民黨能夠籌款入股《申報》，獲得報紙的絕對股權(quán)，并派報界聞人主持編輯事務(wù)，以圖完全控制《申報》。該電還補充稱：“如陳布雷先生能來滬主辦《申報》，尤必與黨國有莫大利益，迫切電陳幸祈垂鑒?！逼浜螅钟心喜袪I秘書羅君強通過秘書長楊永泰致電蔣介石，與上海市黨部諸人一般說辭。然而，對上述要求蔣介石卻決定冷靜處理。此時距史量才遇刺僅7天，如果國民黨馬上斥資入股《申報》，無疑等于向社會告知史量才之死是蔣介石所為。如此而言，蔣介石在輿論上便可能陷入被動境地。因此，史量才被殺后，蔣介石認為已經(jīng)達到震懾的效果，反而放棄了要控制《申報》的念頭，僅僅批示回電：“是否確有加股之事，擬函轉(zhuǎn)吳市長查明內(nèi)容?！?90)上海市市長吳鐵城經(jīng)過調(diào)查后致電蔣介石稱確有此事，《申報》擬改組為公司，招收外股40％，全部資產(chǎn)作價250萬，并可能降低到150萬。吳鐵城稱，已經(jīng)警告《申報》，稱不可隨便招致外人入股，“尤不可任黃炎培輩侵入”，如果改組，“最好先得政府諒解后進行較為妥善?！?91)對于此種要求，史家當然心領(lǐng)神會。

       1934年12月3日，申報館張?zhí)N和、馬蔭良覲見吳鐵城，稱史量才家屬已經(jīng)決定將《申報》改組為有限公司，招外股40％，擬招錢永銘、葉琢堂、吳蘊齋、胡筆江等加入，并聲明絕對不會招致反對黨(92)。史家后人還希望重新邀請陳冷主持言論，以維持與蔣介石的關(guān)系。次日，史量才之子史詠賡委托陳布雷等致函蔣介石，聲稱曾邀請陳冷再入申報館卻遭拒絕，希望蔣介石“賜一簡單之信，勉勸景韓先生擔任”(93)。然而，蔣介石并未見回電，說明無意介入此事。1935年1月20日，張?zhí)N和、馬蔭良向吳鐵城匯報稱，申報館由史量才親友組織委員會，并以錢永銘等13人為委員改組為公司(94)。史量才之死，已經(jīng)起到了極大的震懾作用。上述人士主持之下的《申報》，不可能再違反蔣介石的意愿，讓《申報》保持“民間”身份，反而更給外界一種蔣介石“尊重言論”的印象。

       其后，蔣介石仍繼續(xù)關(guān)注《申報》，偶爾從吳鐵城那里獲得關(guān)于《申報》的只言片語情報。1935年4月8日，吳鐵城致電蔣介石告知，《申報》倡議贊助中國文化協(xié)會(國民黨CC系組織)發(fā)起的讀書運動(95)。4月9日，吳鐵城致電蔣介石，稱《申報》社論支持“蔣委員長”從事國民經(jīng)濟建設(shè)運動(96)?？傊?，自史量才被刺殺、申報館改組以后，《申報》在言論上非常注意，對有爭議的問題一概采取回避態(tài)度，幾乎所有反饋到蔣介石處都是無關(guān)痛癢的消息，或為蔣介石個人和國民黨作吹鼓手的文章，已經(jīng)不會再對蔣介石構(gòu)成威脅。

       抗戰(zhàn)爆發(fā)后，《申報》遷移香港、漢口辦理，因營業(yè)不振而宣布停刊，最后遷回上海，以洋商名義復(fù)刊，仍然經(jīng)費支絀。此時，蔣介石再度關(guān)注到《申報》。由于刺殺史量才案已經(jīng)時過境遷，蔣介石認為，這是一個政府完全進入的好機會，一來可以言論上加以指導(dǎo)，二來可以避免被敵偽控制。1941年8月24日，蔣介石致電給《申報》股東錢永銘，稱知悉在上海的《申報》經(jīng)費支絀，可以由董事會向政府控制的交通銀行貸款抵押，以后一切言論應(yīng)該完全受政府的指導(dǎo)(97)。不過，不久太平洋戰(zhàn)爭爆發(fā)，租界淪陷，《申報》被敵偽控制?？箲?zhàn)勝利后，國民黨以接收敵產(chǎn)的名義接管《申報》，從此《申報》名正言順處于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控制之下(98)。

       五、結(jié)論

       蔣介石與《申報》以及史量才的關(guān)系，貌似是一個比較熟悉的題目。以往一般將史量才的被殺，歸因于九·一八事變后《申報》的激進言論，史量才個人勢力的膨脹，以及《申報·自由談》的左翼文人言論觸怒蔣介石的忌諱。然而，通過對“蔣檔”相關(guān)資料的梳理可知，蔣介石與《申報》和史量才之間的關(guān)系至為復(fù)雜，可謂一波三折，其恩怨也是一個不斷累積的過程。

       最初蔣介石與《申報》并無直接關(guān)系，主要拉攏《申報》主筆陳冷充任自己的政治智囊。陳冷亦在主持《申報》言論方面回避政治問題，與蔣介石和諧相處。由此，史量才深有不自主之憾，毅然拔出陳冷這顆“釘子”，全權(quán)掌控《申報》輿論并引導(dǎo)其走向激進化。由此便有了兩次《申報》遭禁風波。然而，由于蔣介石一時依賴史量才等上海工商界頭面人物，遂無法徹底查禁《申報》，對史量才個人達到警告目的后亦予以弛禁。史量才本人此后亦開始為蔣個人辦事，在籌款購機等事上有積極表現(xiàn)。然而，由于蔣介石和史量才在對日言論和策略問題方面存在本質(zhì)分歧，關(guān)系再度惡化。其后，《申報》接二連三出現(xiàn)國防“造謠”事件，以及軍統(tǒng)特務(wù)的不斷匯報請求“制裁史量才”，成為最后壓垮《申報》的“一根稻草”。史量才“被制裁”后，蔣介石反而對《申報》的立場有所回轉(zhuǎn)，不敢直接控制，以免貽人口實。直到抗戰(zhàn)勝利后，才名正言順以“接收敵產(chǎn)”的名義完全控制《申報》。

       對蔣介石而言，需要一種與其政治、軍事政策相配合的輿論，以增進其個人統(tǒng)治的穩(wěn)固以及國民黨政權(quán)的合法性。如果此種輿論是以民間報刊身份發(fā)出的，則更會起到事半功倍之效。因此，對蔣介石而言，與張季鸞、吳鼎昌時期《大公報》的關(guān)系，是一種相對理想的狀態(tài)。對于《申報》，蔣介石最初也頗寄希望于陳冷。然而，陳冷雖然與蔣介石在私人交誼上比張季鸞更密切，在實際言論上卻無法或無意扮演張季鸞式的角色。史量才亦不是張季鸞。由于其本身的政治立場，以及身在上海非如《大公報》處于華北對日前線，實際上著實難以把握好輿論。就地位而言，史量才也不能與張季鸞相比。在蔣介石看來，史量才和杜月笙、虞洽卿等類似，其不變的是商人底色而非言論家，還不值得也不可能以“國士”待之。當然，史量才更不是吳鼎昌。史量才作為上海工商界的一員，其勢力范圍位于蔣介石統(tǒng)治的核心區(qū)域，能夠更直接感受到來自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quán)各方面的利益威脅。因此，史量才對蔣介石的態(tài)度是相當微妙的，關(guān)系一直處于變動不居的狀態(tài)。一旦蔣介石對史量才的反感疊加達到一定限度，必定會厭倦此種博弈，并放棄修復(fù)雙方關(guān)系的可能，對其痛下殺手。因此，以往學(xué)者認為以史量才本有可能“免死”，亦缺乏實際根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