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組織與“傳遞”：麥克盧漢與德布雷的媒介思想和時空觀念

在古希臘人看來，任何受人制控的有目的的生成、維系、改良和促進活動都是包含techne(技藝)的活動。Techne包括不同的內(nèi)容和等級，在柏拉圖那里，城邦統(tǒng)治術是技藝之王，而跟工具打交道的工匠“被置于另一個層次，即體力行為者、物質(zhì)性的工具，被排除在城邦事務之外”。工具性的技藝被視為外在于人、侵犯個體自足性的事物，比如文字。文字作為聲音的替補和派生物，是真理的背叛者。彼得斯(John Peters)就慨嘆：“這里產(chǎn)生了一個至今都困擾著我們的兩難處境：在一個非人化的、不忠貞的媒介中，交流一方如何找到確鑿的跡象以確保另一方的忠誠和在場?！毙味蠈W傳統(tǒng)追尋理想的傳播狀態(tài)，“要是沒有中介，人與思想之間的即時互通會更加容易?！卑乩瓐D對技術中介物的干擾甚為敏感，認為它們是個體直抵真理的障礙，因而更為偏愛幾近非物質(zhì)、純凈的光與聲音。在柏拉圖創(chuàng)制的理念世界里沒有技術的位置，任何有形的介質(zhì)都是真理傳輸?shù)钠茐恼摺?/p>

自柏拉圖以來，人們總是幻想著一個獨立于技術之外的文化的歷史，由此產(chǎn)生兩種極端的觀念：要么承認個體、文化是自洽的，技術是隸屬于人類意志的外在物；要么堅信技術進步能夠成為人類的救贖。這些對技術的固有認知自然影響到對媒介的理解。就前者而論，媒介被當作中性的傳送系統(tǒng)，主要關注媒介注入給受眾的內(nèi)容，這些內(nèi)容如何影響受眾的態(tài)度和行為，卻忽略了媒介是構成社會變化的重要因素。二戰(zhàn)后流行的信息論的技術話語和治療性話語是技術救贖的論調(diào)，彼得斯認為兩種話語主張依托傳播技術的發(fā)展、改善傳遞線路能夠解決人類交流的無奈是不切實際的，傳播(communication)涉及的是人類的生存境遇，有關交流的夢想是虛幻的。彼得斯直接否定了傳播技術(communications)在解決交流(communication)這一屬于人類存在境況的問題的可能性。然而，他忽視了由傳播技術(communications)的發(fā)展牽引出人的境況的變化，而將人的境況看作是一種超越時間性、恒定、永久的存在。那么，技術、媒介在人類社會中到底占據(jù)什么樣的位置？人的存在境況能否超越技術、媒介這些有形的介質(zhì)而完滿、孤立地存在？與理念世界相對的現(xiàn)實世界是如何卷進由技術、媒介設定的時空格式之中？

本文通過梳理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德布雷(Régis Debray)的媒介思想，從中析出兩人對媒介的不同理解而導向不同的時空觀念。之所以把麥克盧漢與德布雷放置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是基于以下幾點考量：其一，兩人雖然對“媒介”存在不同的理解，但他們同樣打破了將媒介視為中性的信息傳送工具的觀念束縛，從關注媒介的內(nèi)容及其對受眾的刺激和影響轉(zhuǎn)向了對媒介自身的研究，跳出了大眾傳播研究中對媒介的狹義限定。其二，兩人的“媒介”雖然存在不同的時空結構，但他們的媒介思想存在一個共性，即人的感性和理性離不開媒介界面的形構(configuration)。其三，兩人同樣表達了對技術的擔憂。正因為如此，麥克盧漢分析技術對人的感官系統(tǒng)的改造，繼而引起對社會現(xiàn)實的感知變化，德布雷則擔心在圖像域時代，時間深度的漸趨模糊對文化的獨特性和傳遞產(chǎn)生破壞性作用，由此反思人文主義這一“被加倍的能力天使主義”的盲目樂觀。所以，比較麥克盧漢和德布雷，旨在分析兩人在媒介思想上的差異以及他們各自所歸向的不同脈絡，其中媒介學闡發(fā)的技術與文化的互為構成的關系，為拓寬傳播學的研究視野提供一個新的參照資源。尤其在新技術不斷發(fā)生變革的當下，一以貫之的政治文化的歷史邏輯與媒介域的歷史性轉(zhuǎn)換之間存在怎樣的現(xiàn)實張力，無疑，媒介學提供的歷史主義觀為理解中國本土的歷史—當下的復合結構顯得尤為適切。

一、媒介是人的延伸：一種空間的向度

在《理解媒介》一書中，麥克盧漢提到古希臘神話人物納喀索斯(Narcissus)，他認為納喀索斯并非愛上了自己的倒影，而是通過“水面”(鏡面)“觀看”到“另一個人”。人們對這一神話總是習慣性地解讀為“納喀索斯是愛上了自己，他想象水中的倒影是自己”，麥克盧漢則認為人們的固有認知反而說明“我們的文化太偏重技術，已近乎麻木”。無論納喀索斯將水中影像當做是另一個人，還是人們對納喀索斯神話的解讀，這一神話揭示的是人與媒介的鏡像關系，同時在這兩種觀念中糾結：媒介只是人的欲望的投射，抑或媒介的力量將人轉(zhuǎn)換為另一個人。在拉康那里，納喀索斯式的自戀被理解為處于鏡像階段的個體將鏡中的“假面”指認為“我”，“給‘我’這一不確定實體的主體穿上衣裝，將主體隱藏起來”，借此逃離被肢解的自我的恐怖狀態(tài)。然而，不同于黑格爾的主奴辯證法，一個自我意識同與之相關聯(lián)的另一個自我意識的運動，拉康鏡像說的本相無情地揭示了“這是幻象與空無的關系對‘我’的奴役”。麥克盧漢指出人成了媒介的伺服系統(tǒng)，對媒介本身已全然麻木，可以說人的延伸的同時也意味著自我截除，這是神經(jīng)系統(tǒng)面對外來刺激時采取的一種自我保護的麻痹機制，但這種獨特的自我催眠形式“把新技術的心理和社會影響維持在無意識的水平，就像魚對水的存在渾然不覺一樣”。結合拉康式邏輯，技術這一“假面”建構了“偽主體”，事實上含有技術對人的馴化的潛在說辭。

媒介是人的延伸，包括人的器官和感覺的延伸，這在麥克盧漢看來是改變了人的原初形態(tài)和感知。更為重要的是，人的延伸為人類突破身體本己的空間限制提供了可能。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提到“在手”的或“上手”的物體，如盲人的手杖對盲人而言不再是一件物體，手杖不再為手杖本身而被感知，手杖的尖端已轉(zhuǎn)變成有感覺能力的區(qū)域。身體習慣于對手杖等物的調(diào)度，觸覺的世界從手杖的尖端開始，從穿在腳上的鞋觸碰地面開始。“在手”的或“上手”的手杖等物是身體的延伸，由此，身體運動投射出了一個空間，導致“身體的容積”的擴延。媒介賦予身體以新的勢能，五官感覺、身體的移動性、人的力量以及行動能力全都得以加強和放大。尤其是身體借助媒介而擁有“延展性”，能夠突破地點的限制，對不同空間的事物的操控可以通過遠距離通路，無需人的身體的直接在場就能強化人對外物的控制能力。因此，延伸的副產(chǎn)品是一種遠離性。這種遠離性意味著空間壓縮，其前提在于速度對于空間的征服，包括交通和信息流動。麥克盧漢認為媒介的基本功能是加快信息傳輸，貨物、信息的加速度運動必然導致社會結構的重組，小到村落、社群、城市，大到國家、全球。

“每一種延伸或加速都立刻引起總體環(huán)境出現(xiàn)新鮮的形貌和輪廓。”在歷史上，莎草紙、拼音字母這類輕便的、簡易的媒介取代復雜、笨重的石刻文字之后，推動信息的加速度運動，催生出修筑道路的剛性需要，借助輪子的運轉(zhuǎn)實現(xiàn)信息、貨物在空間中的快速傳輸。輪子、道路、紙片的加速作用促成了從中心向邊緣的外向爆炸，形成城市-鄉(xiāng)村復合體，并在日趨同質(zhì)化的空間中為權力的伸展鋪路。交通的加速使得中央權威得以抵達遙遠的邊緣地區(qū)，促進權力的集中化。然而一旦中斷莎草紙的供應，古羅馬繁忙的道路就不見車馬，官僚體制和軍事組織不可避免地陷入衰落的境地，因而道路可以被稱為紙路?！耙磺屑夹g都是肉體和神經(jīng)系統(tǒng)增加力量和速度的延伸。而且，除非力量和速度有所增加，人體新的延伸是不會發(fā)生的，發(fā)生了也就可能被拋棄?！绷α亢退俣戎饕窃诳臻g上發(fā)揮作用，麥克盧漢觀察到了人的延伸其實是一種空間上的延伸，由新的延伸帶來的結構性壓力迫使社會的其他構成部分要適應由這一技術形式帶來的緊張關系，引發(fā)權力結構、社會組織在空間向度上的重組。

麥克盧漢的著力點在于人的感覺系統(tǒng)，一種新媒介的引入導致新的感知比率的出現(xiàn)，人的感覺系統(tǒng)得到再造和重塑，由此人對空間秩序的感知能力也發(fā)生變化。麥克盧漢曾指出，古希臘的幾何學仍舊嵌入聽覺-觸覺的復合體，抄本文化和哥特式建筑都關心光的“通透”，或者說保證光線的通過，使得視覺、聽覺、觸覺和動覺達到一種互動平衡的狀態(tài)。直到印刷術誕生很久以后，印刷人形成了均質(zhì)、統(tǒng)一的空間觀念，“封閉的”“形象的”空間得到了廣泛應用，光的“照耀”取代了光的“通透”，照亮每件事物以審看現(xiàn)實，空間被視為裝滿物體和活動的容器。與谷登堡時代相關的產(chǎn)物是“透視法”的出現(xiàn)，這是對事物精確性的把握以及在平面空間中拉開的縱深感是對現(xiàn)實空間的模仿，同時講求觀看的特定視角。同樣是“看”電影，處于聲覺空間中的非洲土著人和受過拼音字母、谷登堡印刷機浸染過的西方人截然不同，他們是與客體渾然一體，深度參與其中，眼睛并非用來透視，而仿佛是在觸摸。按照麥克盧漢的解釋，“歐幾里得空間極大地依賴于視覺與觸覺、聽覺的分離，而非洲人對此卻一無所知。”字母文字、谷登堡印刷術發(fā)明之后，視覺在人的感覺系統(tǒng)中的比率越來越大，也就愈發(fā)側(cè)重于空間的構造和再現(xiàn)。這也是麥克盧漢為何傾向于探討技術、媒介如何作用于感知系統(tǒng)，繼而引發(fā)空間意識的生成和變化的原因之一。而印刷人的獨特的空間意識在電子時代卻遭遇危機，“這樣的空間或文化組織結構無法與電子時代的同步性兼容這一事實解釋了西方人在新的世紀所遭受的焦慮”，這是麥克盧漢預見的未來圖景。

沃爾夫?qū)ろf爾施(Wolfgang Welsch)認為：最初西方文化根本就不是視覺文化，而是一種聽覺文化。視覺的優(yōu)先地位最初出現(xiàn)在公元前5世紀初葉，到了柏拉圖的時代，已完全盛行視覺模式。在西方哲學中從聽覺隱喻向視覺隱喻的轉(zhuǎn)向，按照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的說法，是將世界作為圖像來看待，以人為主體—表象者，世界—被表象者，從而將“把現(xiàn)存之物當作某種對立之物帶到自身面前來”，“存在不過就是可隨手攜帶的一件東西或產(chǎn)品，可以肢解來作度量”。因此，視覺成為連接個人和世界的主要中介，它關乎對世界圖像的呈現(xiàn)和接受方式，主要指涉空間維度。麥克盧漢則意識到技術施加于感覺系統(tǒng)而引起身體與世界的焦距變化，由此在把握人和世界的關系中引入了新的尺度。“‘人體延伸’的重要性不在于效率意義上的長度擴延或者力度擴增，‘延伸’之后導致的知覺改變，才是關鍵。”按照唐·伊德(Don Ihde)的觀點，人對現(xiàn)實經(jīng)驗的感受和認知受到技術中介的暗藏的轉(zhuǎn)化，技術在這里并不是“像對象一樣的東西”，而是“融入到”人的身體經(jīng)驗中，導向環(huán)境中的行為，或者作用于環(huán)境，形成(人—技術)——世界的具身關系。正是因為技術作為一種經(jīng)驗的手段，而非經(jīng)驗的對象，它在人和世界的關系中抽身而去，被視為透明的存在。只有技術發(fā)生功能性的干擾，通過不在場、損壞和不再服從恰當?shù)闹甘径兊糜|目了。媒介即人的延伸、具身關系揭橥了技術是掛在身體之外的人造的器官，技術是人和世界產(chǎn)生關聯(lián)的中介性力量。技術和身體的親近性使得人們產(chǎn)生了技術能真正“成為我”的錯覺。就如同人們一貫認為納喀索斯愛上的是自己，拒絕了技術之所是，從而無視技術嚴重介入人的感知系統(tǒng)的重塑、人和世界的關系的既成事實。不同的技術、媒介，意味著對世界產(chǎn)生的知覺空間亦有不同?！半姛粢涣粒统霈F(xiàn)一個感知世界。電燈一滅，這一感知世界就蕩然無存?！睆倪@個意義上說，世界、媒介和人的感知系統(tǒng)三者共同建構了某種現(xiàn)實空間。

麥克盧漢意識到媒介對不同文明的影響，比如使用字母文字的西方人和使用表意文字的東方人，由于受到不同文字的影響，二者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思維模式。字母文字促成西方人線性思維的形成，而表意文字因無法實現(xiàn)感官的分裂和專業(yè)化而導致東方人缺乏將事物抽象化的能力，難以生成超越現(xiàn)實的思辨空間。根據(jù)媒介對人的感知體系的塑造特點，麥克盧漢劃分出部落化——非部落化——重新部落化三個階段，這種階段的劃分明顯是以空間的構造特點為依據(jù)，并未涉及時間的連續(xù)性。與英尼斯(Harold Innis)相比，麥克盧漢關心媒介超過關心文明和文明的命運。他并沒有特別關注媒介與人類文明的保存、延續(xù)之間的關系問題，或者說他對空間向度的著力遠遠超過了對時間向度的觀照。在麥克盧漢這里，顯然空間“壓倒”了時間。

二、媒介的時空結構：技術與組織

在麥克盧漢筆下，將媒介簡化為它的技術屬性，而忽略了媒介生長和作用的特殊情境和社會關系，媒介似乎成為社會變遷的決定性來源。媒介和社會的相互調(diào)試、媒介對社會產(chǎn)生效用的緩慢過程都被忽略不計，代之以媒介是攪動社會漩渦的機器，自始至終發(fā)揮著恒定的作用，除非一種新媒介的引入才打破慣常的社會運行軌跡?！拔覀儗λ忻浇榈膫鹘y(tǒng)反應是，如何使用媒介才至關重要。這就是技術白癡的麻木態(tài)度?！泵浇榈募夹g屬性就含有改變社會形態(tài)和文明階段的訊息，在這個意義上說，技術并非是中性的。所以，麥克盧漢才有一句極為精煉又極受爭議的話：媒介即訊息。批評者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就指出，麥克盧漢將渠道(信息的物質(zhì)載體)、代碼(語言的內(nèi)部結構)、訊息(具體的傳播行為的內(nèi)容)混淆在“媒介”(medium)這一個詞中。德布雷則認為只有在神奇的宗教領域，中介和信息才會相息相生。但他并不贊同符號學家的觀點：對麥克盧漢派所說的沒有代碼也沒有訊息的媒介，符號學家用沒有媒介也沒有環(huán)境的代碼來反唇相譏。對于符號學家的眼中只有代碼，沒有載體，德布雷則反駁說若無冊子書的誕生，何來“作者”和“文本”之說，在代碼之外還有其他傳播符號的存在，代碼并非是一切。如果說麥克盧漢的工作僅僅是挖掘出在符號世界中被詛咒的技術，那么德布雷的媒介學“不得不把他的小板凳架在三張椅子上：技術史學家的椅子、語義學家的椅子和社會學家的椅子”，從而將“主體世界與客體系統(tǒng)連接起來”。很顯然，媒介學中的媒介和麥克盧漢的媒介并非指向同一個存在。

德布雷反對將媒介和訊息混為一談。媒介生態(tài)學者蘭斯·斯特拉特(Lance Strate)概括出媒介即訊息具有多個層面的意義：舊媒介成為新媒介的內(nèi)容，媒介的偏向規(guī)制意義的生產(chǎn)，媒介先于訊息，使用者即內(nèi)容，媒介即關系，媒介即環(huán)境等等。這種解讀上的差異，其原因主要還是從德布雷對“媒介”的理解來尋找答案。相較于麥克盧漢只是聚焦單個的媒介(medium)，德布雷的媒介是復數(shù)媒介，包含四種含義：1.符號化行為的普通方法(言語、書寫、模擬圖像、數(shù)字計算)；2.傳播的社會編碼(發(fā)出口信時所使用的源語言，比如拉丁語、英語或捷克語)；3.記錄和存儲的物質(zhì)載體(黏土、莎草紙、羊皮紙、紙、磁帶、屏幕)；4.與某種傳播網(wǎng)絡相對應的記錄設備(手抄本、印刷物、相片、電視、電腦)。以《媒介學引論》這本法文出版物為例，文字書寫是符號化行為、法語是一種社會編碼、紙張是記錄的物質(zhì)載體、印刷物是一種記錄設備。各種中介的特殊結合就隱藏在這一精神產(chǎn)物之中。

媒介學分析的對象“媒介”是一個整體的序列系統(tǒng)，在這一系統(tǒng)中我們才能看出位于特定位置、承擔某種功能的單個媒介的變化如何影響媒介序列的呈現(xiàn)方式，由此導致原有物質(zhì)的“變身”、意義的整體性轉(zhuǎn)換。德布雷批評符號學將文本的意義僅僅局限于字符之中，忽視形態(tài)的安排也是訊息的構成部分。比如，翻閱紙草卷軸和在電子設備上點擊它的電子文本，文本形式、載體的差異導向不同的閱讀方式，閱讀方式不同又極易導致錯誤的解碼，對原有的文本語義乃至當時的閱讀情境產(chǎn)生曲解。新文化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就指出：“沒有任何媒介比用于寫字的紙(特別是19世紀以前制造的紙)能更好地保存文本，只有羊皮紙和石刻可與之媲美。迄今最好的存儲系統(tǒng)是前現(xiàn)代社會的舊書?！彼菑臍v史研究的角度來看文本在數(shù)字化的過程中，由載體的變化而生成的噪音對解碼的影響。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代碼沒有壟斷意義的權力。符號學中推崇的代碼也僅僅是媒介序列中的一種。

在麥克盧漢這里，媒介即人的延伸，新媒介直接引起個體感覺比率、社會的變化，技術對任一文化的作用是直接、標準化、無差異性。德布雷則反對此種觀點，“技術與文化方面的因果關系既不是自動的，也不是單方面的”，“技術提供可能性，環(huán)境起過濾作用，人進行部署，這樣，同樣的設備材料在這里會引起很大的爭議，而在那里卻沒有任何反應”，比如“印刷術改變了西方中世紀的思想狀態(tài)，而沒有改變中國的文化”。作為“載體-設備-方法系統(tǒng)”的媒介“是一個必要條件，但它并不足以唯一誘因的姿態(tài)掀起一場媒介學革命”，還需要一個連接技術和文化的中間環(huán)境的存在。這個中間環(huán)境是大的“媒介-環(huán)境系統(tǒng)”，它是由不同的社會組織以及在組織內(nèi)部行使不同職能的群體構成的網(wǎng)絡，是觀察高等社會職能(科學、宗教、藝術、意識形態(tài)、政治)和技術結構的關系的連接點/接觸面，或者說是“技術-文化”中間的連字符。中間環(huán)境和技術的聯(lián)系非常密切，新媒介會改變不同職能系統(tǒng)的操作能力、引發(fā)職能群體的更新和淘汰，進而改變網(wǎng)絡的政治影響。

因此，德布雷的媒介(中介)包括了組織性的物質(zhì)層面(MO)和物質(zhì)性的組織層面(OM)，或者說是技術系統(tǒng)和社會組織，前者是物質(zhì)化、工具性的可見的部分，后者則是不可見的部分。技術的發(fā)展很容易使得MO和OM之間產(chǎn)生緊張關系，“MO在OM的條件影響下并按照OM的條件操作，那么我們承認，技術改革(MO方面的)無論是長期內(nèi)還是短期內(nèi)都決定了機構組織和思想的改革(OM方面)的。”O(jiān)M和MO的關鍵性區(qū)別在于，MO對應的是即時的傳播活動，其主要功能在于實現(xiàn)人與人、人與物在空間上的連接；而若要實現(xiàn)時間的連續(xù)和象征系統(tǒng)的聯(lián)結，使之與簡單的傳播行為(空間上的信息傳輸)區(qū)分開來，則需要以機構(OM)的存在進行判定。技術系統(tǒng)和社會組織是德布雷的“媒介”的一體兩面，它們體現(xiàn)了空間與時間的不同面向。

德布雷認為麥克盧漢的思想傾向是超越符號編碼和中間介質(zhì)激起媒介的產(chǎn)生，此種觀點緣于德布雷對媒介/中介的功能性認知。媒介/中介既可以是技術-設備系統(tǒng)，也可以是社會機構，它們能夠成為媒介/中介的原因在于占據(jù)了特定關系鏈條中的某一位置或某一功能。媒介/中介需要一個受動者來聲明存在，它從未單獨出現(xiàn)過。如B由于A而突然發(fā)生，A就是中介。中介并不是天生的命名，而是依據(jù)不同情境和關系得以確定，因此中介的位置并非是固定不變的。媒介/中介還是使兩者發(fā)生關系的第三者，不只是對二者的連接，還對兩者、兩者的關系起著轉(zhuǎn)化的作用。媒介/中介并非是中性、“無害”的，它總會產(chǎn)生料想不到的利害作用。在皮爾士的符號學中存在符號自身、被表現(xiàn)的物體和闡釋義的三角關系，符號學家將闡釋義解讀為“轉(zhuǎn)譯規(guī)則的體系”，而媒介學家從中看到的卻是“被指定的中間人”，它所起的主要作用是發(fā)揮中介化的力量使得這三者的關聯(lián)成為可能。再有，媒介/中介也限定了闡釋的合法空間，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各種媒介/中介審查和過濾，有選擇地進入集體記憶，用德布雷的話說：“被一個共同體最好地接受的真理，都是那些能夠保證這個共同體最好的統(tǒng)一性的真理?！币虼?，魯濱遜式的漂流是一種符號學的想象，“漂流”實際上是一種組織化行為，信息的最終到達并非是田園牧歌式的平靜的傳播。從這個意義上說，占統(tǒng)治地位的媒介/中介和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之間存在某種相關性，媒介事實上是政治力量對比的關鍵。所以，“世上既沒有純潔的介質(zhì)，也沒有無痛的傳輸”。

三、組織與“傳遞”：一種時間的向度

在媒介學中，媒介的時空結構體現(xiàn)在技術系統(tǒng)和社會組織之中，德布雷更為偏向的是時間向度，從他反復強調(diào)“傳播”(communication)與“傳遞”(transmission)的區(qū)別可以見出。在德布雷看來，“傳播”是在同一個時空之中的信息傳輸，“傳遞”則是在不同時空范圍內(nèi)發(fā)生的，是歷史長時段的連續(xù)和積累?！皞鞑ァ敝灰ㄟ^技術設備(MO)就能實現(xiàn)即時的信息流通。“傳遞”不僅需要技術系統(tǒng)的性能標準，還要有物質(zhì)化的社會組織(OM)的配備，換而言之，在技術接口之外，制度化的接口也不可或缺。同傳播行為不同的是，傳承從來不會只在人與人之間發(fā)生，它主要是一種組織化的行為，由不同的社會組織、具有機構身份的個體作為構成要素，信息、觀念只有依托組織化形式才有可能在時空中延展。傳播是借助技術實現(xiàn)對空間的超越，傳遞則需要技術和組織實現(xiàn)對時間的超越。因而“傳遞”中含有“傳播”。

傳遞的過程，既要進行無機物質(zhì)的組織工作，又要進行聯(lián)合性組織工作，二者互為條件，“在一種毫無活力的工作中(物質(zhì)載體)加入一項充滿活力的工具(機構的調(diào)整作用)”。如果說技術能夠解決在同一時空中物理意義上的連接和集合的問題，那么組織、團體則以一種嚴密、整合的制度化形式穩(wěn)固地將個體的情感和認同聯(lián)結在一起，使得信仰、主義能夠在不同的時空中流轉(zhuǎn)。組織化、制度化是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它們有其自身運行的邏輯，具有穩(wěn)定性，能夠抵抗時間的變化?！靶畔U散活動的雙重性是，一方面建立一個重新擴散者的團體；同時在團體中建立權力關系和差距關系。這種關系使得短暫的傳播通向長久的制度?！彼?，相較于傳播的時間刻度是以分鐘、日、周等來計算，它在意的是即時的效果，媒介學中的調(diào)解中介則是以幾十年，甚至是幾個世紀來計算的。媒介、調(diào)解中介并非如人們所構想的那樣它們只要一經(jīng)出現(xiàn)，其效果和影響就立刻突現(xiàn)出來，而是經(jīng)過時間的累積而逐步展現(xiàn)和明晰。媒介學的研究突出人們的精神行為在媒介使用過程中受到的潛移默化的影響，屬于歷史范疇。

在媒介學看來，某種“主義”或觀念要成為一個實體，就必須有組織化的載體，否則無法擴散，更無法實現(xiàn)在時間中的傳遞。“媒介學”中的“媒介”“并不是指媒體或介質(zhì)，而是指媒介行為，也就是媒介方法的動態(tài)整體和介于符號生產(chǎn)與事件生產(chǎn)之間的中間體”，是一個在歷史運作機制中組織意識形態(tài)的組織結構，其作用在于將一種話語所形成的氛圍鏈接出一場轟轟烈烈的事件。在德布雷看來，糾纏于理論的真假其實并無意義：就算一個理論是真的，也從來不能只憑它唯一的真理性而來強加于人。需要論戰(zhàn)、詆毀對立的或者競爭的理論，要讓它配上輪子順暢滾動，最好把它推上軌道、掛在一個火車頭后，我是說掛在一個戰(zhàn)斗性的權威組織后面：教會、黨派、學院或社團。馬克思的著作變成馬克思主義者的著作是在馬克思開始寫作的許久以后，略早于他的去世：也就是說馬克思的著作誕生于馬克思的身后。所以，組織是“主義”的肉身化，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改造社會”，就源于它有社團、有堅定的信徒，從這個意義上說，“人類偉大的信仰產(chǎn)品都是集體組織的手段和工具?！?/p>

由此，“傳遞”的意義在于：一是闡明技術成果和象征意義是互相聯(lián)系的；二是對技術和文化的中間界面(組織層面)的強調(diào)，從關注有形的介質(zhì)體系轉(zhuǎn)向背后運行的宏觀的無形網(wǎng)絡，尋找思想物質(zhì)化的痕跡。德布雷注意到在技術的不斷更新同組織機構的恒定性、重復再造、仍然固執(zhí)恪守一貫的行為邏輯之間會產(chǎn)生某種張力。在社會組織內(nèi)部形成的制度邏輯具有穩(wěn)定性，那么技術的發(fā)展能否克服制度的惰性，倒逼組織機構內(nèi)部進行自我改造？或者說，新技術的使用是被“收編”進固有組織化的邏輯中，還是會實現(xiàn)某種突破？但肯定的是，一旦有了適宜的文化環(huán)境，新技術的引入必然會引起中間界面的重組和變動。通過歷史的觀察，“如果把沒有文字的口語社會、印刷社會以及音視頻社會來進行比較，就會發(fā)現(xiàn)其中的思維并不相同，即存在著象征世界的斷裂”。這里就需要提及媒介學中的關鍵概念“媒介域”(又譯為“媒體界”)。

媒介域旨在表明技術系統(tǒng)、社會組織和象征系統(tǒng)之間如何建立一種社會契約的關系，以及新的媒介的出現(xiàn)如何引起象征世界的斷裂、一種新的對現(xiàn)實的構建又是如何可能的。在特定媒介域中，形成與之相匹配的集體心理，信仰、主義的流行和媒介域之間存在某種同構性。每個媒介域都會產(chǎn)生一個特殊的時空組合，技術性能的好壞，比如從承載的信息量、成本、運輸速度等方面來看，決定了其對空間的輻射和管控能力，形成的是特定的“媒介空間”；而由組織機構擔保的信仰和主義，則體現(xiàn)了特殊的時間性，是觀念主義的沉積，形成了一定時期內(nèi)較為穩(wěn)定的集體性格。由媒介域的轉(zhuǎn)換帶來的是共同體意識的信仰危機、文化權力的顛覆、新階層的上位。“每個新媒介都會繞過先前的媒介所培育的媒介者階層”，此種權力之爭的景象在不同歷史階段中輪番上演。一旦傳遞載體發(fā)生變化，或者新媒介的引入打破了原有集體想象的舒適邊界，如何使人相信就重新成為一個問題。在對圖像史的研究中，德布雷就指出：質(zhì)地(技術)一變，圖像的(政治)效應和(象征)功能就變了。精神史是軍事性的，帝國歷史是宗教性的，而兩者都以技術為基礎。每一面的規(guī)模特性都取決于另外兩面，這種三面體便是媒介學的綜合體。

德布雷認為，媒體界既主觀又客觀，任何主客的二分法對于理解媒體界是致命的?！皩ι鐣r間的刻度劃分當然以技術的時代劃分為基礎，但是媒體界并不僅僅是技術界?！闭缢麑ι眢w與心靈、物質(zhì)與精神等絕然二分的否定，思想無法脫離機器而存在，機器也不能被化約為僅是物體的存在，因為機器也滲入了人的情感，成為人的一部分。思想離不開物質(zhì)化的傳遞裝置而獨立存在，媒介學者從集體心態(tài)的模具和傳遞手段入手，自下而上地分析在特定媒介域中的集體性格。從這個意義上說，思想和機器是絞和在一起的漩渦，無法區(qū)分出彼此。

媒介學主要是對“傳遞”的研究，關注的是人類這一生物物種的最終命運。就媒介學思考的核心問題——技術和文化的互動關系而言，技術支持短期記憶，文化是在時間中緩慢沉積的長期記憶，技術趨于不斷更新、同質(zhì)化、進步主義的，而文化是多樣性、不斷重復、保守主義的，媒介學尋求“建立技術領域和神話領域的關系，即在不斷變化的東西和能夠持續(xù)存在的東西之間建立聯(lián)系”。和麥克盧漢無差別地對待技術在任一環(huán)境中的生長和結果，德布雷觀察到技術時間的標準化和文化時間的差異性?！坝捎跉v史、社會以及發(fā)展環(huán)境的不同，一種技術創(chuàng)新并不能生產(chǎn)相同的東西”，比如印刷術、火藥在中國和西方產(chǎn)生的不同社會后果。所以，“在文化的后面經(jīng)常有一種技術，在技術的后面往往有一種文化”，“文化產(chǎn)生差異，技術產(chǎn)生相似性”。法國學者勒魯瓦·古蘭(André Leroi Gourhan)早于西蒙棟(Gilbert Simondon)15年提出的不受國家、文化、地理等限制的“普遍技術趨勢”這一概念。技術趨勢內(nèi)在于物(matter)，是物的法則(law of matter)，體現(xiàn)的是一種關于技術發(fā)展的唯物主義觀點。但同時，他也指出，技術發(fā)展雖然存在趨勢，但它們也僅僅是趨勢而已，真正的事實最終仍然是復雜的社會構成。這也是在差異性的文化區(qū)域內(nèi)為何會形成多樣化的技術事件的原因所在。

然而在圖像域時代，時間的深度變得模糊，如果說不同文字背后站立著的是獨特的文化和人群，那么圖像的“這種先天的世界主義能將它的觀賞者立即變成時間坐標微弱的世界公民”，它取消了由不同文字造成的文化差異，由圖像的泛濫構成的沒有想象的世界導致一種歷史的虛無。飛速進步的技術消泯了文化的界線，文化時間如何抵抗技術時間的侵襲，以及不斷變動的東西如何實現(xiàn)記憶。德布雷預見到傳遞的危機：“共享信息變得越來越容易，感受共同的歷史卻變得越來越困難；可移動的領域越來越大，而歷史意識領域卻越來越??；技術聯(lián)結越來越強，象征性的聯(lián)結卻越來越弱?！笨臻g距離的縮短、信息的觸及越來越方便，并不代表著個體的精神聯(lián)結、共同體意識會越來越強烈。那么，如何保持文化的獨特性以及歷史時間的接續(xù)，這是媒介學所擔憂的問題。

四、否思人文主義

麥克盧漢的媒介思想為北美媒介環(huán)境學提供了理論資源，他同英尼斯一起又被梅洛維茲(Joshua Meyrouwitz)歸入媒介理論(medium theory)的第一代。與媒介學強調(diào)技術觀和歷史觀的平行和互動相較，媒介環(huán)境學則是以技術觀為主，體現(xiàn)了二者生長的文化語境的不同。就媒介理論而言，它主要聚焦單個媒介(medium)或者一類媒介(media)的特點，包括兩個維度的研究：一是從個體-情境的微觀層面探討單個媒介如何影響特定情境或者互動，二是從文化的宏觀層面探討在既定的媒介矩陣中引入單個的新媒介，是如何改變社會互動和社會結構。歐洲媒介化學派(Mediatization)認為：媒介理論在宏觀層面上的研究過于強調(diào)單一媒介在一定歷史時期內(nèi)對某一文化和社會發(fā)揮幾乎固定不變的作用。媒介化學派盡力和媒介理論保持距離，但在學派內(nèi)部也有不一樣的聲音，克諾特·倫德比(Knut Lundry)就指出媒介理論在媒介和社會的互動研究中有更為微妙的討論，而非簡單地將之概括為媒介完全形塑了社會。同時他將加拿大媒介研究理論家的工作視為“早期的嘗試”，強調(diào)了和媒介化學派的承接性。延森(K.B.Jensen)強調(diào)媒介化研究對媒介理論只是做了重要的修訂、微小的補充，或者可以說是為具有60年歷史的媒介理論做注腳。

事實上，在媒介化學派內(nèi)部存在不同分歧，比如媒介化研究的時間跨度問題(文化進化的長時段、高度現(xiàn)代性階段、近幾十年的社會-技術變革)，是近幾十年以來的社會狀態(tài)還是跨越數(shù)個世紀的歷史進程，在學派內(nèi)部并未達成一致。所以，延森、索尼亞·列文斯通(Snoia Livingstone)等人就認為對媒介化進行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是有必要的，主張媒介化的敏感性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s)比界定性概念(definitive concepts)更能彌合學派內(nèi)部的諸多分歧，同時緊跟數(shù)字化媒介環(huán)境中傳播實踐的變化，挖掘傳播理論的增長點。但從目前來看，媒介化學派中最為風生水起的制度化學派主要是和社會學理論接合得更為緊密。而梅洛維茲作為媒介理論的第二代成員，著力于被第一代成員所忽略的媒介特征同日常社會交往的連接，試圖在媒介理論和社會學之間架起橋梁。所以，歐洲媒介化學派為避免技術決定論、媒介中心主義的指控，警惕和媒介理論的界限，但這兩個學派之間同遠遠大于異。德布雷的媒介學則自稱處于“居間”的位置，既不是符號學、心理學，也不是社會學、歷史學，而是介于人種學(研究社會多樣性的科學)和技術(研究實驗室的同一性的科學)之間，思考二者的相容性，媒介學只是一種工具、方法論。正是對媒介理解的差異，注定了德布雷與麥克盧漢最終無法走向合流。

麥克盧漢、德布雷都同樣強調(diào)了技術并非是一個中立物，技術與人的存在境況緊密相連。對此，我們應該如何理解技術？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如此看待“技術”：在物理學的無機物和生物學的有機物之間有第三類存在者，即屬于技術物體一類的有機化的無機物。(63)技術是一種獨特的存在，不存在盧梭宣稱的“集一切于己身”的“純粹自然的人”，技術這一外在化的力量導致了人的沉淪和衰落。代具不是人體的一個簡單延伸，它構成“人類”的身體，它不是人的一種“手段”或“方法”，而是人的目的。(64)斯蒂格勒認為技術改變了人在時間中的存在方式，人和技術是相互構成的關系，不存在脫離技術的人的起源。唐·伊德的觀點與之形成呼應之勢：不同于沒有技術的伊甸園，從遠古時期到各類文化之中的人類活動，總是嵌入在技術中。(65)麥克盧漢注意到技術對人的感知系統(tǒng)、社會空間的重塑，德布雷則反復強調(diào)技術和文化的不可分離，技術系統(tǒng)作為媒介域的組成部分是組織形式、符號活動的硬件基礎，文化一開始就和技術捆綁在一起。由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人文主義所宣稱理性的、自足的、完整的個體，以及純粹的精神能夠脫離機器的法則而高貴、孤獨地存在。

德布雷承認技術的萬有“趨勢”和不可逆性，然而技術趨勢并非就能消滅文化、生命的多樣性，原因在于“人與工具之間的關系是經(jīng)過深思熟慮的”，任一文化、任一社會組織都會在新技術中進行選擇以便組織適合自身生長的微環(huán)境。在圖像域時代，德布雷擔憂：如果沒有書寫工具，我認為就不能進行分析，如黑格爾、馬克思等所做，我想我們不能去分析占支配地位的資產(chǎn)階級系統(tǒng)。因為我們只有當下的現(xiàn)象記錄，卻不能說明和剖析這些記錄，看不到辯證性的超越，影像沒有辯證性，否定性退卻，缺乏超驗性。麥克盧漢則預知到電子技術時代，人的中樞神經(jīng)系統(tǒng)的延伸意味著一種終極危機。他反對用后視鏡的方法來看待由新技術而來的變化，而是積極進行超離印刷人的試驗，其中一項嘗試就是采取“反書”(anti-book)的寫法撰寫《谷登堡星漢璀璨：印刷文明的誕生》，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就此認為：他用一種口頭啞劇的方式(這種方式往往淪為耍把戲，但也體現(xiàn)了巨大力量和智慧的飛躍)，對我們說，不要相信書籍(由可移動的方式再生產(chǎn)出來的線性前進的語音單位)。他正迅速從語詞撤離。正因為德布雷、麥克盧漢對技術產(chǎn)生的變革力量的敏銳覺察，才會試圖認清技術的本質(zhì)以對之實施反控制，在技術和人的命運的問題上，二人存在交集。但是在媒介思想和時空觀念上，二人明顯趨于不同的路徑和偏向，麥克盧漢傾向于從時空感知的斷面結構出發(fā)，德布雷則從時空延續(xù)的歷史結構出發(fā)，他自始至終都在思考傳遞和時間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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