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漢人入滇對云南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影響——學術探索

公元111年，漢武帝設置益州郡，將云南納入了中央王朝的版圖。但當時中央王朝的統治方式，與云南落后的生產方式極不適應，于是，云南地方獨立政權的產生和長期存在也就成為必然。地方獨立政權的政治體制和統治方式適應了當時云南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水平，促進了經濟社會的正常發(fā)展。而云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fā)展變化卻在無情地為地方獨立政權的瓦解創(chuàng)造條件。到蒙古滅大理國之前，云南靠內地區(qū)封建領主制已經確立，這為元政府建立云南行省奠定了基礎。
1274年，元政府在云南建立行省，下設路府州縣，對云南進行直接控制。但當時云南經濟發(fā)展水平與內地仍有較大差距，其統治方式仍應與內地有所不同。于是元政府順應現實，在云南建立了土司制度，并采取屯田、勸課農桑、興修水利、創(chuàng)辦學校等措施，推動云南經濟社會發(fā)展，使云南與內地的差距進一步縮小。賽典赤治滇期間，承認并保護靠內先進地區(qū)產生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農個體土地所有制，從根本上動搖了領主制的基礎。這引起了占主導地位的封建領主的激烈反抗，領主與地主的矛盾成為元代云南社會的主要矛盾。整個元代，云南封建領主與地主間的斗爭從未間斷，并已發(fā)展到了異常尖銳的地步。它充分說明，云南大部地區(qū)原有的生產關系已經嚴重地阻礙了生產力的發(fā)展，必將為新的生產關系——封建地主制所代替。元代云南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新變化，為明代云南經濟社會的飛躍創(chuàng)造了條件。
一、明代漢人入滇推動了云南經濟發(fā)展的跨越
到了明代，明政府在云南設立了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又在“三司”之上設巡撫，并在靠內地區(qū)設府州縣，將云南完全納入了封建中央集權制的軌道，實現了云南與內地的政治一體化，這適應并促進了云南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為明代云南經濟的飛速發(fā)展奠定了政治基礎。從另一方面講，政治一體化的鞏固乃至整個云南社會的進步，取決于經濟的一體化。而明代大量漢人入滇，成為實現經濟一體化的巨大推動力。整個明代，大量內地漢人以各種方式進入云南，最終成為云南的主體民族。漢人入滇推動了云南生產力的跨越發(fā)展，使云南經濟基本趕上了內地的水平。
（一）農業(yè)生產力顯著提高
農業(yè)是封建社會最主要的經濟支柱，也是封建經濟的主要形態(tài)。漢人入滇，直接促進了云南農業(yè)經濟的快速發(fā)展。
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以衛(wèi)所屯田數為例，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云南都指揮使司所屬各衛(wèi)所屯田數為435036畝；到正德五年（1510年），屯田數增加到1276630畝。①據有關史志記載而統計，云南在冊官民田地，弘治四年（1491年）僅為363135畝，到永歷十五年（1642年）銳增為5211510畝，增長了13倍之多，主要原因是大片荒蕪之地得以開墾。糧食產量方面，因記載不詳，僅以政府在云南征收的稅糧數為準做些推測：洪武二十六年夏稅秋糧計有776907石，弘治十五年（1502年）增為139837石，萬歷六年又增加到153209石。耕地面積和糧食產量的大大增加，使得云南“收入富饒”，“足以紓齊民之供應”。①
宋應星《天工開物》下卷《五金》。農業(yè)生產條件和生產技術有較大提高?；A設施方面，明代曾對云南各地的水患進行過多次治理，而且修筑了許多壩塘，以灌溉防患。如玉溪修筑的壩塘就達25處，引水各壩塘的分渠44條，縱橫于玉溪平壩之中。②水磨、水車、水碓等工具也普遍使用起來，所謂“舂碓用泉，不勞人力”。[1]（P68～73）值得一提的是，興修水利乃漢人與當地少數民族群眾共同所為。如鄧川彌苴法江堤就是“東堤軍屯修筑，西堤里民修筑”。③大理御患堤也是“軍筑三之二，縣民之為土軍者三之一”。④水利條件的改善，使得土地利用率大大提高，達到了“田不病于旱潦”，“夷漢利之”⑤的效果。此外，內地先進的生產技術被普遍采用。明初，除白族外，其他少數民族皆不慣于牛耕。1387年和1396年，官府先后從四川、湖廣購入耕牛2萬余頭，發(fā)給軍屯戶使用。在他們的帶動下，“夷人亦漸習牛耕”。⑥
農作物種類大大增多。遷入云南的漢人，將內地的農作物也引種到了云南。至明中葉，凡內地有的糧食作物，云南無不應有盡有。棉、桑、麻等經濟作物也在云南普遍種植。山區(qū)還大力推廣玉米、馬鈴薯的種植，從根本上改變了山區(qū)少數民族以狩獵、采集為生的落后生產生活方式和云南山區(qū)的經濟地理面貌。
（二）手工業(yè)快速發(fā)展
先進手工技術的傳入，對手工業(yè)品的大量需求，礦產的開采，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普遍種植與內地貿易往來的空前活躍，大大刺激了云南手工業(yè)的發(fā)展。
紡織業(yè)十分興盛。明代云南各種地方志都記載了靠內地區(qū)紡織業(yè)的發(fā)展情況，類“機杼之聲夜聞”的文字常見于史籍。邊疆的大侯州（今云縣）亦自“大理接女師數人教以紡織”。⑦緬甸、八百（今屬緬甸）也以布帛之多而聞名。⑧據萬歷《云南通志》和天啟《滇志》載，明后期云南紡織品種類有：火麻布、纻麻布、棉布、棉綢、烏帕、土錦、烏綾等。明代云南的紡織技術一部分是從內地傳入的，一部分則是在土著民族原有的基礎上有進一步提高，成為著名的地方產品。
陶瓷生產規(guī)模擴大。萬歷《云南通志·服役》中記載有“窯課”，說明當時瓷器生產數量已經不少。玉溪發(fā)掘的明代陶窯遺址，已具有相當的規(guī)模。
金屬鑄造與加工業(yè)發(fā)展迅速。農具和其他金屬制品需求量的劇增，大大推動了金屬制造和加工業(yè)的發(fā)展。遷入云南的內地手工業(yè)者以其技術高超而成為主要的生產經營者。如騰沖李氏就世代壟斷了騰越地方的農器制造；⑨又如白銅面盆，“皆江寧匠造之”；⑩再如傣族地區(qū)，“器用陶瓦銅鐵，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人”。
明代云南手工業(yè)品已經實現了自給，并打入內地，遠銷東南亞，其發(fā)展程度已“與中國侔”。
（三）礦冶實現規(guī)?；?
云南大規(guī)模采礦始于明代。據載，明代云南“銀礦約有二十三所……又銅礦十九所，鉛礦四所。”另外，因屯軍農具多需“自行采辦造用”，各地鐵礦也開采起來。如昆陽州建立了冶鐵所，專管一州之鐵冶。到16世紀，錫業(yè)也發(fā)展起來，其產地主要在臨安府（駐今建水）之個舊。此外，云南還有碌礦一所。大理石的開采也很興盛。據當時的有關書籍記載，云南礦冶業(yè)在選礦、采礦、冶煉、鑄造等方面，已形成了一套較完整的工藝過程。
明代云南礦冶中，最著名的是銀礦的開采。這同當時商品經濟發(fā)展的需求和統治者的奢侈需要密切相關。云南銀礦的開采，前期多為官辦，但因銀課的繁重和礦夫的反抗，官辦銀礦日益衰落。于是宣德（1426—1435年）初年，不得不罷辦全國官辦金銀銅鐵礦，聽民開采。此后，民營銀礦逐漸興盛。明代云南主要產銀地有：楚雄、永昌（駐今保山）、大理、姚安、鎮(zhèn)源。銀的產量，如天順四年（1460年），全國銀課為十八萬三千兩，僅云南就占了十萬余兩。所以宋應星《天工開物》說：凡銀中國所生，合浙江等八省所生，不敵云南之半。足見云南銀礦地位之重要。應該指出，銀礦的礦夫多來自于漢族移民中。如宣德五年（1430年），“開會川密勒山銀場，以云南官軍充礦夫”。①又如成化年間（1645—1688年），派大理、洱海、臨安、楚雄四衛(wèi)軍開采銀礦。②這些礦夫，為云南礦冶業(yè)的發(fā)展付出了艱辛的勞動。
在中國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里，商品經濟始終是一個進步的因素和力量。每當商品經濟較為活躍時，社會就出現繁榮的局面。明代云南經濟社會發(fā)展進步較大，商品經濟在其中做出了重大貢獻。
商業(yè)十分活躍。整個元代，云南商品經濟的浪潮始終未能沖破昆明、大理等靠內城市和交通沿線，在廣大的山區(qū)和邊遠地區(qū)，商品經濟仍然相當落后，不少地方甚至還處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換狀態(tài)。到了明代，情況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是經過元朝一百多年的統一，云南與內地以及云南各地區(qū)之間的經濟聯系進一步加強；二是大量漢人入滇，促進了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迅速發(fā)展，為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也直接推動了商品交換的發(fā)展。云南的商業(yè)異?；钴S起來。所謂“四方之貨一入滇，慮無不售”。[1]靠內地區(qū)，如昆明是“百貨匯聚”；③彌度、白崖是“百貨俱集”；④再如晉寧：“逢七為市……每集不下三四千人?！雹葸呥h地區(qū)，西雙版納和德宏一帶，有“魚鹽之利、貿易之便，莫如車里、擺右”之謂；⑥再如保山，各種土特產品也是“輻輳轉販，不脛而走四方”。⑦可見，云南貿易之盛實不亞于中土。
商品經濟意識大大增強。明代云南商業(yè)如此活躍，漢族商人起了重要作用。他們不但人數多，而且在各地市場上占據主導地位。如昆明：“金馬、碧雞坊在南關外，乃百貨會聚、人煙輻輳之所也，富庶有江浙風?！雹嘤秩缇挼榻^城：“閩廣江蜀居貨游藝者數萬?！雹嵩偃绫Ｉ?、騰沖，因商品種類繁多且多具地方特色，漢族商人“輻輳轉販，不脛而走四方”。再如麗江：“金生麗水，今麗江其地也。江滸沙泥金麩雜之，貧民淘而鍛焉，日僅分文，售蜀賈轉諸四方?！雹鉂h族商人在全省范圍內積極活動，以有易無，將各地商品四處疏散，使云南商品經濟達到了空前的繁榮。
在漢人的影響下，少數民族商品意識增強，民族貿易發(fā)展起來。如納西族：有的人家“以居積番貨為業(yè)”。彝族：“黑羅羅，在安寧、祿豐者，多負鹽以途（貿易）”；武定彝族“以販茶為業(yè)”。蒲人（布朗、崩龍）：“知漢語，通貿易?！贝鲎澹骸岸嘁赃`禁之物與之（指漢族居民）貿易?！彪S著民族貿易的發(fā)展，在少數民族地區(qū)興起了一些大范圍的物資交易活動，如大理三月街。據徐霞客《滇游日記》描述：“十五日，是為街子之始，蓋榆城（今大理）有觀音街子之聚，設于城西演武場中……十三省物無不至，滇中諸蠻物亦無不至?！?
流通手段出現革命性變化。明代云南商品經濟的飛躍還有一個重要的佐證——廢貝行錢。明中期以前，云南市場普遍以貝為幣。據正德年間（1506—1522年）張志淳《南苑漫錄·貝原條》載：“云南用皅不用錢，皅即古之貝也?！比f歷《云南通志·全省風土》也說：“交易用貝?！泵髦衅谝院?，隨著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和銀銅等礦的大量開采，貝越來越不適合市場需要，遂逐漸被廢止，據《熹宗天啟實錄》載：“天啟五年（1625年）七月丁未，云南開始鼓鑄。舊俗用貝，議者以滇產銅，用錢興利甚便，至是始易之?！鼻逵赫对颇贤ㄖ尽わL俗》也說：“昔多用貝，俗名曰皅子……天啟之后錢貴皅賤，遂滯不行。”廢貝行錢是云南貿易史上的一大進步，云南市場從此進入了全國統一市場的行列，為云南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開辟了更加廣闊的前景。